当代世界各民族间艺术的交互撞击与汇通，使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古典理想，渐渐风化为遥远的神话。随着中国开放大门的敞开，众多天悬地隔的国度顷刻间结成朝夕呼应的艺术近邻；横亘在大陆与台湾之间那条天然海峡、人为鸿沟，再也阻止不了互通有无的夙愿。从新武侠小说热、琼瑶热，到三毛热、席慕蓉热，台湾文学一次次的蜂涌登陆，对大陆文学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即使我们仅仅把目光移向裹挟而入的现代派诗一隅时，也会惊奇地发现：隔岸有歌声，隔岸有美妙的歌声，那歌声曾一度席卷小如弹丸的孤岛，包揽诗坛天下。 究竟是什么魔力，令50年代开放在孤岛文化荒园上的精神花朵——台湾现代派诗，鬼使神差地令无数心灵倾倒？我认为，这乃是它优卓的个性本质使然。那么台湾现代派诗具有怎样优卓的个性本质呢？ 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台湾现代派诗主要特征有二，一是诗形上以散文的节奏取代韵文的格律，一是诗质上以主知的诗想取代感伤的诗情，表现主知诗想时主要运用了戏剧化、象征化、意象化三种表现手法，语言富于机智、反讽和反论。（注：杜国清：《新诗的再革命与现代化》，见《复旦大学学报》1990年2期。 ）这种概括系统而又深刻，只可惜好象完全是从英美现代诗那儿扒下来的衣服，直接套在台湾现代派诗身上，总让人感到有些不合体，不足以揭示出台湾现代诗的个性所在。事实上，台湾现代诗虽然浸淫过欧风美雨，但它毕竟生长于中国大地，所以躯体里时时喧啸着传统血液；并且它领摄的三个诗社（现代、蓝星、创世纪）乃至众多诗人间（如纪弦、郑愁予、余光中、洛夫、痖弦、罗门、覃子豪、杨牧等）也错综复杂，其个性难以为一种即定理论所穷尽。如此说来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从整体上加以界定涵盖，只要根据诗人具体创作深入探掘，仍然能够找出它个体间借以维系的“共同语言”。 知性的纯粹和真情的抒写 台湾现代派诗对古典诗含英咀华、对西方诗入而复出的最大收益是导致了对诗歌纯粹性的自觉追寻。纪弦在他的六大信条中就公开亮出“追求诗的纯粹性”招牌，洛夫也反复表达过类似意见。这使现代派诗人在价值取向上各行其轨，而在把纯粹性纳为审美理想上却惊人地谐调起来。具体说来，台湾现代派诗的纯粹性可以从以下层面加以认识。 1.开掘潜意识的心灵视界，构筑诗意的超越性、永恒性与纯粹性。缘于生命本体意识的自觉与政治、社会环境实况的变异，台湾现代诗在素材与主题的感受观照方面，既没有重蹈古典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式的、神与物游的情思客观化感受方式故道，又不趋同大陆现代诗《乡村大道》（郭小川）式的、倚重反映论将情思纳入理性思维感受方式新途；而是深入内省，以自我的主体感觉为座标，开发心灵的潜意识宇宙。这些“醒着做梦的人”（洛夫语）时时倡导潜意识入诗，实现对传统的“诗言情”观念的革命。白萩说艺术家的主要职责是忠实于自己的感动，洛夫认为唯有在人的潜意识中才能发现生命中最纯粹最真实的品质，纪弦干脆主张新诗追求一种纯粹的超越和独立的宇宙之创造。他们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们常在意识与潜意识、现实与超现实之间跃动诗思，构筑个人潜意识与梦的世界。那个世界，少与现实的直接碰撞，少政治情结实用的纠缠，少对外在世界的扩张参予，满溢情感空间的多为超越时空、却尘脱俗的纯真淌动，多为以顷刻或一点心灵轨迹捕捉，抵达普遍化与永恒化境界的企图，那个世界划清了与散文世界的界线。余光中的《长城谣》、商禽的《逃离的天空》、周梦蝶的《菩提树下》、罗门的《流浪人》、方思的《黑色》、叶维廉的《爱与死之歌》等都昭示着这种特质。如“月在树梢漏下点点烟火／点点烟火漏下细草的两岸／细草的两岸漏下浮雕的云层／浮雕的云层漏下未被苏醒的土地／未被苏醒的土地漏下一幅未完成的泼墨／一幅未完成的泼墨漏下／急速地漏下／空虚而没有脚的地平线／我是千万遍千万遍唱不尽的阳关”（张默《无调之歌》）。这首真挚的诗，是一个流浪者夜晚流浪悲怆空虚心境的写意，前八行景色视觉印象与心境已叠合成一个浑圆的情景整体，营造出一个物我浑然的黯淡纯情氛围。经结句点破，前面高而低、近而远的景色，便激活出流浪者空虚悲怆的主旨所归。顶真句式铸成的画面重迭旋律复沓，连缀众多意象为回环的圆形结构，契合了人生无尽头、天涯无归路的主旨与生命流动轨迹。再如周梦蝶的《十月》：“就象死亡那样肯定而真实／你躺在这里”、“十字架上漆着／和相思一般苍白的月色”、“这是十月／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过了／甚至夜来吊唁的蝶梦也冷了”。与诗人其它诗一样，这首诗把个人愁苦加以普遍化，内蕴一种禅理和哲思，似真又幻，既现实又超现实，置身超越时空的高度欣赏生命姿态，借助时光流逝，暗示人生的生与死、悲与乐，说明人生逃不出时间控制，若能化蝶超然物外最为理想，一种死亡即永生的佛教禅机宣显中，已有庄子超绝时空、等齐生死的观念意味。 抽样分析表明，台湾现代派诗的纯粹性追求引起了两个直接变化，一是总“企图在物象的背后搜寻一种似有似无，经验世界中从未出现过的、感官所不及的一些另外的存在”（注：洛夫：《从〈金色的面具〉到〈瓶之存在〉》，见叶维康主编《中国现代作家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出版。），究明事物本质，充满强烈的知性内涵。难怪纪弦说“现代诗的本质是一个‘诗想’，传统诗的本质是一个‘诗情’”，难怪覃子豪说“理想的诗，是知性与抒情的混合产物”，难怪洛夫说现代诗“是意识的，也是潜意识的；是感情的，也是知性的；是现实的，也是超现实的”。这里所说的知性，既是思想智慧又是艺术智慧，既是一种悟性的表现，又是冥思苦想中静悟出的人生哲理与体验，而非刻意苦求的产物。二是使为数不少的诗罩上了一层伤感悲戚色彩。如《无调之歌》有股沉重的凄清气息，《十月》已触摸到诗人“哀莫大于心死”的颓丧灵魂内核，罗青的《死亡，它是一切》以及商禽《逃离的天空》对死者的悼念，都缠绕着存在主义意识的藤萝，危机感严重。产生如此状态与诗人的切入角度以及特定社会现实有关。诗人们认为“从生命的消极一面去了解生命的积极意义”，从残败生命困境中体验生命意义才会有知性深度，这种切入视点势必造成浓厚的孤绝情调；关键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价值挑战，难免不令人根生出孤绝与伤感，这种情调虽不无对现实的曲折批评，却也易钻入虚无之瓮。 2.现代派诗拥有阔达的世界，面对它的斑澜多元，任何概括都显得无力而有失准确。若要硬性规定的话，主要题旨则凝聚为人生人性的探求、乡愁情结与人间温情的涌动。 现代意识强劲的抒情主体，视人与自我为生命抒唱的缘起与归宿；所以，人类自身的哲思、人生究竟的探寻、生命本质的凝眸，构成了他们的情思主旋律。对此，洛夫、覃子豪、纪弦都曾精辟地论述过，《石室之死亡》（洛夫）、《当我死时》（余光中）、《第九日的底流》（罗门）、《过程》（纪弦）等都乃最佳明证。羊令野的《蝶之美学》写道：“从庄子的枕边飞出／从香扇边沿逃亡／偶然想起我乃蛹之子／跨过生与死的门槛／我孕美丽的日子／现在一切游戏都告结束／且读逍遥篇／梦大鹏之飞翔／而我只是一枚标本／在博物馆里研究我的美学”。借彩蝶对一生的总结评价，曲现作者积极的生命哲学，彩蝶虽然经过香扇扑打，但毕竟在年轻的春天恋过爱过，即便寿终正寝，仍能作为一枚有魅力的标本供人玩赏研究，死而无憾，死得其所。文明塔尖上造塔的罗门，在《城里的人》中阐明，钢铁与大楼支撑起的都市文明，将人异化成了赚钱发财的工具，感叹“欲望是未纳税的私货／良心是严正的关员”，其中不乏厌倦都市与生命的批判精神，也不乏生命本质的发现。再如基督教徒出身的蓉子，她的《当众生走过》的人生咏叹里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怀。“突然间琴音变奏／你稔熟的辙痕已换／于是风又转调同样地／将前代的履痕都抹掉——当众生走过”，人的生活道路必然受到时代制约，后人不能重复前人，只能在继承基础上超越，众生都乃历史的见证者与中间物，流逝变幻的人生思考，承载了入世积极思想。上述例析可以看出，无论是现代诗社、蓝星诗社侧重的人生境界抒写，还是创世纪诗社侧重的无限人性展开，台湾现代派诗对人的思考发现，都有一种脱离阶级关系历史内涵的抽象唯心色彩，有一种超功利性的倾向；并且也都掩饰不住内在的悲怆，如大量存在的生死玄想就烙印着空虚黯淡的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