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起步的香港现代派小说创作，尽管历经数十年和几代作家的参与，总的看来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他们都把香港这座城市当作最基本的诉求对象和审美对象。那些以批判现实主义方法来从事创作的作家，对这座城市也有各自的感受和思考。他们一般习惯于把它浓缩在个别的性格、家庭或生活事件中，以提供现实确证的方式来完成表意的任务。现代派的小说创作虽然林林总总，却更多地采用一种俯视的目光，在象征、变形和符号化的处理中去适应更有理念性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当个别的性格、家庭或者生活事件不再吸引作家的注意，反倒是整个城市成了共同的诉求对象和审美对象时，现代派的创作方法便显示出了优势的一面。这种创作方法从作家这方面看则要求有更强的主观性，从生活这方面看则要求对现实世界有更大的超越性。就此而言，作家选择现代派的创作方法来表现他们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整体感受，就不仅是对象适应着方法，方法也适应着对象。 当然，这也表现为一个寻找和探索的过程。较早由昆南创作的《地的门》、刘以鬯创作的《酒徒》，虽然借助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技巧，但对生活的提炼方法基本上是传统的。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一个把香港当作对立面的男人。他们对这座城市积怨甚深，却又无力自拔；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却又无奈地接受城市对命运的安排。昆南的《地的门》是一部带有神魔色彩的实验小说。作者借用后羿的神话，写香港青年叶文海在殖民地生活的种种困顿和痛苦。神话中的后羿经受十个烈日烤灼之苦，弯弓射下九个以造福人类。小说中六十年代的叶文海却感觉周围有十个四方的月亮，象国家、家庭、爱情、抱负、友情、社会、宗教、教育……等等外在的机制与力量压在他头上。他以“射月者”的形象自许，试图反抗这座城市加在他身上的压迫，却最终因摩托车失事而成了牺牲品。刘以鬯创作的意识流小说《酒徒》也同样把香港当作对立面。主人公“我”是位有很高艺术素养和进取心的作家，但商业化的社会风气迫使他不得不放弃理想、违背良心，在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中徘徊和沉沦。“酒徒”的形象和“射月者”的形象无疑都有相当的概括力，是面对香港这座充满矛盾的城市，用来设定他们处身于困窘之中所摆出的一种人生姿态。这两部小说都把意旨的表达浓缩在一个主要人物之上，人物的性格还是作家所致力去刻划的方面，同时又被置于与环境相冲突的地位上，这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所惯常采用的方法。但人物面对城市所形成的基本姿态，表明性格的概括力已开始让位于“造型”的概括力，表明作家已更注重“酒徒”和“射月者”这两个形象的整体象征意义。而作为这种“造型”的背景，香港这座城市的整体形象便得以从中凸现出来，这才是两篇小说所要表现的真正的主角。从刘以鬯与昆南那里，不难看出现代派小说创作开始与文学传统相分离的轨迹。这个分离过程在日后的不断扩大，以至形成另一条发展的线索，正是得力于他们早期那还算不上十分圆熟的试验。 女作家西西的小说中有一个系列是关于“肥土镇”的。它包括《肥土镇的故事》、《镇咒》、《肥土镇灰阑记》、《宇宙奇趣补遗》等。最后，“肥土镇”系列演变成一部以肥土镇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飞毡》。《飞毡》中的肥土镇包括了香港历史发展的许多痕迹：它是个小岛，华洋杂处、商业发达、有印度籍的看门人、棚屋起火、洋人书院等。在小说中，作者经常有意地从人物活动的交代中跳出来，把表现的对象转移到整座城市上面。西西以城市作主角的小说还有两部，这便是《浮城志异》和《我城》。和《飞毡》相比较，《浮城志异》和《我城》的情节还要弱一些，而人物原本在表意中所应承担的重要作用也变成引出城市形象的一种手段而已。它们不象《飞毡》那样有一条城市兴衰的基本线索，而只有无数的活动片断来引出城市的各种景观。大量的切换和分割无形中产生了拼贴的效果，使得情节发展的时间线索被一再地打断。与此同时，内容的展开变成一种树形结构，不断地伸出新的枝桠，展示新的城市生活的横断面。在这几篇小说中，城市成了真正的唯一的主角。西西是个很关注香港这座城市的作家。她并不太直接和正面的去思考这座城市，而是更愿意采用神魔的、童话的、幻想的写法来把她心目中的生存环境理想化。即便是写到人物，在西西笔下也都是那么单纯和快乐，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城市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都是同样的纯净和透明。在香港作家中，西西可以说是最富有童心的一个。这不仅因为小说中有许多带有童话色彩的构思，更有许多富有童趣的设计。那些似乎是随意的发挥和戏谑式的编排，让人觉得她是带着儿童一般的游戏感在写小说。这自然导致了一些对小说而言本不该有的垢病，却也从中提炼出了她看待香港这座城市独特的眼光和心态。它显得那样的单纯无邪，那样的不愿意成熟。那种善良、天真、耽于幻想，好象有意地不去看透这个世道，好象宁愿欺骗自己，去虚构生活中美好的方面。也因为这样，西西的小说才显得不深刻，也不沉重。从六十年代开始写小说以来，几十年的时间过去，西西似乎一直停留在原来的经验水平上。她以这样的停留来保护自己的童心不受侵蚀。童心造就了她创作上的特质和风格，但也在无形中局限了她的发展。 较早介入现代派小说创作的几个作家，对香港这座城市尽管有各自不同的态度和着力点，但情感趋向都显得比较单一和极端化。这正表明了他们的创作意识还未能完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在现实经验的提炼上依然沿袭了那种力求纯净的办法。这之后，从整体的发展情况来看，作家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审美态度日渐显得复杂和多元。越是到近年来，那种生存的困窘越是强烈，对城市的反思也越是深入；无所适从、无所依归的情绪和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的努力成了创作的一个整体趋势。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本视为理所当然的种种成规和定见都变成了疑问，许多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思考。与此同时，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态度也变得不那么单纯和清晰了。一些作家试图通过对城市更深入的反省来确定新的价值立场；一些作家却在超越原本狭窄的经验范围，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反观自己的生存环境。在这方面，也斯创作的小说《剪纸》就显得比他的前辈更有深度和文化意味。小说采用一种复调式的平行交叉叙述，通过一个男性（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和两个女姓（乔和瑶）之间的关系来展开七十年代香港的社会图景。乔和瑶所生活的是两个完全隔绝又完全不同的世界。乔是个都市里的中产阶级，在一家出版机构画插图和搞摄影；瑶则生活在有中药店、藤器铺的小巷，以剪纸来打发时间。乔的世界是大众传媒，是西方艺术，充满当代都市生活的气息；瑶的世界则是民间艺术，是大陆的回忆，又带着传统留下来的种种痕迹。而“我”就穿梭于这两个互不干涉的世界和这两个互不关联的女子中间。其实《剪纸》的创新并不主要地表现在一些现代的小说技巧上（如无标点、夸张和变形等），而是对内容的符号化处理，以及通过符号化来实现象征性表达以扩大小说的审美内涵这个目的。在香港小说中，表现中西文化冲突是个常见的主题。也斯的《剪纸》有意地避开了冲突的为人所见的一面，也避开了把冲突当作悲剧根源来揭示的现实主义的简单化的表意策略。他把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设定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虽然不免带着对现实的某种程度的改造和有意强化，但这正是为许多作家所忽视的香港社会不正常的生活本质之一。而“我”奔走于这两个社会层面和这两种文化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无所适从和内心纷扰，与两个在文本一再的互涉和转述所编织起来的文化之网中被摧残的爱情故事，一道完成了小说的表意。人在不同文化交织之中的不能两全，表现为一种没有归属感的心灵困顿。在《剪纸》中，也斯借助香港这座中西文化交汇和冲突的现代都市，来提出对都市、文化、人的生存这些更抽象、更有普遍性的问题的思考。从这方面看，《剪纸》在香港的现代派小说中无疑达到了相当不错的精神高度。与也斯在不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两难处境相类似，属于新生代的陈宝珍在《找房子》这篇小说中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同一个精神问题。这篇小说记述了两个不同的女性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房子时相似的生存难题。这两个女性，一个是离婚的女人回到自己的娘家；一个虽然没有离婚，却不得不在丈夫离家时和公婆住在一起。两个女性都处在成年女子一种不算正常的生活状态里。她们似乎都面临着类似的处境：在那个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不约而同地成了一个“他者”。那个离了婚的女子表面上看似乎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她正常的角色地位；那个没有离婚的女子表面上看似乎保有正常的角色地位，但却失去了自由。小说结束在这样的一段话上：“这时，城市平凡的街道上，半新旧楼宇之间，走过平凡的你我，各自寻找适合自己的房子。”两个女性就这样消失在她们寻找自己房子的矛盾和焦虑之中。陈宝珍的这篇小说明显带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从找房子的象征意味中还是概括了香港人对这座城市的独特感受，能引发人们对都市背景下的一般生存空间的诸多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