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王安忆总是用一些比较特别的词来解释小说创作：抽象、虚构、……心灵世界，似乎急于把她的小说与具体、纪实、现实世界区别开来；同时，她又一再重申，自己正从事着“世界观重建的工作”（注：《近日创作谈》，《乘火车旅行》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8、39页。），并声称自己的小说为“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注：《纪实与虚构》的副标题。）。在这一次谈话里，王安忆宣称说：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已经很成熟了（注：《王安忆：轻浮时代会有严肃的话题吗？》，《理解9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这些自我宣言伴随着她一系列既密集又重大的小说创作，传递出中国当代精神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在90年代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普遍疲软的状态下，在相当一部分有所作为的作家放弃了80年代的精英立场，主动转向民间世界，从大地升腾起的天地元气中吸取与现实抗衡的力量时，在大部分作家在文化边缘的生存环境中用个人性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仍然有人高擎起纯粹的精神的旗帜，尝试着知识分子精神上自我救赎的努力。这种努力在现实层面上采取了低调的姿态：它回避与现实世界的直接冲突，却以张扬个人的精神世界来拒绝现实世界的侵犯，重新捡拾起被时代碾碎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话语。这项不为人所注意的巨大精神工程，对王安忆来说似乎是自觉的，是她自由选择的结果，为此，她也体尝了力不胜任的代价。 1990年冬，王安忆发表了搁笔整整一年后创作的小说《叔叔的故事》。这搁笔的一年，后来被她称之谓“这十年中思想与感情最活跃最饱满的时期”（注：《近日创作谈》，《乘火车旅行》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8、39页。）。是生活的严峻性粉碎了她原有的肤浅的人生观，逼使她重新思考面对生活的态度，也就是进行一种“世界观的重建工作”。这一尝试性的工作使王安忆获得了成功，她完成了继1985年发表《小鲍庄》以来个人创作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机，精神与创作的危机被克服了，新的叙事风格正在形成，由此，短短的几年里她迅速建立起小说创作的新诗学。 几乎所有关于《叔叔的故事》的评论都注意到小说叙事方式的变化，其实元小说或者后设性小说叙事的方法，早在《叔叔的故事》以前就被人运用了。在我看来，以公布虚构技巧以及自我拆解的诚实来结构小说，并不能真正为小说自身的美学价值提供新的因素。叙事形式的研究，应该有助于具体作品的艺术品味和精神内涵的提升，即与小说的诗学原则结合起来，才会真正有价值。那么，王安忆的新诗学是什么？她曾以惊世骇俗的姿态宣布了自己的四条宣言：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王安忆所追求的新的小说诗学，似乎正是建立在一般小说艺术规律的反面，那势必要冒很大的风险：不仅与80年代中国小说叙事的整体风格相违，也不同于90年代出现在文化边缘区域的个人化叙事话语。她以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话语营造了一个客体世界，不是回避现实世界，也不是参与现实世界，而是一种重塑，以精神力量去粉碎、改造日见平庸的客体世界，并将它吸收为精神之塔的建筑原材料。换一个通俗的说法，王安忆营造的精神之塔正是借用了现实世界的原材料，这就是她反复说要用纪实的材料来写虚构故事的本来意义。 王安忆不是一个理论家，她试图在理论上说明自己的艺术主张，但总是辞不达意。如上述四条“不”的文学主张，只有放在她的新的诗学原则里才能说明清楚。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是指她放弃了传统艺术反映世界的方法，采取了另外一些人物塑的方法——类型人物或者纪实性人物来与之对抗。不要“材料太多”，哪来的材料，只能是客体世界的材料，这也将有碍于她的精神之塔的构建，因为在她看来艺术并不是要复制一个客体世界。这一条使她与80年代的自然主义色彩的个人风格告别了。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很容易被人误解成作家不要语言风格，如结合王安忆的其它文论体散文来看，她这里说的语言风格不是指作家的个人语言风格，而是指作品人物的语言个性化，这是第一条的补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标记之一就是语言的个性化，既然不需要人物的典型化，自然也无须人物的个性化，类型人物或纪实性的人物是无须用语言个性化来塑造的。此外还体现了王安忆的叙事需要，这座精神之塔是作家用语言构筑起来的，它首先需要的是语言风格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而不要让过于强烈的个性化语言来破坏这种统一。——以上三个不要，表明了作家自觉与传统叙事风格的分离，而第四不要“独特性”，则使她与同时代的叙事风格也划清了界限。90年代文学的整体叙事风格是从宏大的历史的叙事向“无名化”的个人性叙事转化，个人话语正是以强调个人经验的独特性来保护自己被同化的危险。而王安忆拒绝了这种“取巧的捷径”，拒绝独特性也就是拒绝以个人与客体世界对抗的策略，反之，她的精神之塔正有赖于客体世界的材料，所以她又引进了“经验的真实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注：《我的小说观》，《王安忆自选集之六——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 经验的真实性也就是经验的客观性，这不能由个人来承担，只能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经验传统；逻辑的严密性在她的理解中，似乎正是客体世界自身的发展逻辑，不以作家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生活本相。这当然不是说王安忆取消了个人风格的独特性，而是以个人的精神立场吸取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资源和涵盖了客体世界。 王安忆在她的“四不要”中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叙事风格，一场转型中的叙事风格。尽管她对自己所要寻找的诗学并不十分清楚，但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正在逐步地接近着这个理想的精神之塔。我用精神之塔这个词来取代王安忆自己所归纳的“心灵世界”，是因为我注意到王安忆对这一精神构建中的时间因素的重视，王安忆的精神之塔是历史的而非现时的，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精神自成一种传统，犹如耸立云间的尖塔，与务实而平面的世俗世界相对立，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一个城市，其悲剧性的历史命运都在精神之塔的观照下深刻地展示出来。本文试图对王安忆90年代初创作的几部小说的分析，一步步去接近她所建立起来的这座精神之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