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将四十年代延安文学以来直接受主流政治领导和规范的革命文学称为“当代主流文学”的话，孙犁因其出身于工农兵、成长于解放区，向来是被作为主流文学中“正宗”的一派作家看待的。因而他一生的命运比起同时代大多数作家似乎都显得平顺。然而无论是孙犁本人的精神方式还是对主流文化的评价与态度，我们都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他与主流文化在貌似一体的关系中实际的不协调与不愉快。几十年来，孙犁在主流文学中的地位一直具有某种“边缘”性——“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批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就好一点。”（注：孙犁《秀露集·文学和生活的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在主流文化中极少随声附和、一生基本固守独立的个性，因而并不怎么“紧跟”；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作品所热衷表现的温情，总是更接近主流政治一贯排斥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因而并未受到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真正推崇。 孙犁是主流作家中极少的能同时为艺术论者和政治功利论者都接受的作家，也是主流作家中少有的艺术生命能超越“解放区”和主流政治文化、并能在新时期继续与当代读者对话的作家（注：文革结束以后，孙犁创作随笔、杂论逾一百万字，以其思想敏锐、文字简隽、情感深挚而大受读者青睐，屡被各种当代散文集选收。）。这既是孙犁的幸运，然而庶几也正是他的不幸。艺术论者常常仅仅从“风格”的角度评价孙犁小说的诗意抒情与单纯优美个性，而并不在意他这个风格的形成其实是有着审美选择之外的文化原因；政治功利论者则常常从革命意识形态的角度批评孙犁小说对政治“主旋律”表现的不力。而无论从“政治”或“艺术”哪一个角度看，孙犁的创作都略嫌单薄，都难以具有一种代表时代主潮的分量；孙犁本人在主流文化中的经历和命运，比起很多同时代的主流作家，如胡风、丁玲、赵树理等，也都平淡得多，似不足以体现那个风云莫测的时代。 过去，人们更多凭着审美直觉感受到孙犁在主流文学中具有的一种独特气质，然而并未透彻地揭开他独特背后深藏的局限以及这局限的原因；面对孙犁晚年在文学话语和人生形式上的渐入“消极”和孤独——由讴歌现实的理想叙事，转变为文白间杂的怀旧、抒愤，先是退隐书斋、读书论道，继而闭门谢客、自我隔绝——既有的研究视角难以作出解释。 几十年来，孙犁既属于主流文化，却又始终有些游离于主流文化的话语中心。他由疏远政治进而退隐书斋，晚年沉浸在难以自拔的悲凉与感伤情绪中，不仅疏离了主流文化，也逐渐疏离了整个当代文坛，呈现出一种“多余人”的孤独和苦闷之状。只要我们仔细体察，便不难看到，孙犁一生是充满被动与无奈的，命运将他酱在一个与他的个性、理想都貌合神离的文化中。不夸张地说，除了抗日战争那几年，孙犁一生的绝大部分生命都被销蚀在一种因理想与现实难以吻合而对主流意识形态“信”却又不爱的矛盾心境与精神苦闷中。 事实上，孙犁的精神世界远比他的小说文本丰富和复杂得多。探究这个精神文本在主流文化中极其特殊的存在，其意义不仅仅是更切近地理解作家个人，也将为我们透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剧性的文化境遇别开一扇角度特殊的窗户。 一、“主旋律”边缘的知识分子言说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主流文学基本上形成了以服务政治为旨归，以通俗化、大众化为审美形式的话语规范。然而，孙犁的创作却常常并不那么典型地体现主流革命文学的特征，在文学的情致乃至文学的话语方式上，它都常常与主流文学的政治主旋律有所偏离。主流文学追求文学的政治效应，崇尚力量（暴力）、冲突（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叙事；孙犁的创作，则惯于在社会政治冲突之外表现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人伦之和谐。孙犁前期的小说散文，在叙述的表层看符合主流文学“写工农兵”、“歌颂现实”及文字通俗的要求；但只要我们进入孙犁话语的审美层面，即能明确感觉到，孙犁的话语是一种有别于主流文学政治“主旋律”的、以表现人性美为旨归的诗意的与雅化的话语。“政治”在孙犁的作品中，常常是作为“时代”的具体背景而存在的。在这个背景中，他所展示的（亦即他所“歌颂”的），并不仅限于工农兵的“阶级性”或革命性，而是这些“工农兵”身份的个体身上那些比阶级属性更宽泛也更高的人类的优秀的精神品质，如善良、正义、坚强、忠贞、纯洁等等。他对革命、阶级斗争的表现，其意义并不在首肯革命、斗争本身，而着眼于革命、斗争的神圣目标——人类的平等、安宁、幸福——以及在这个神圣目标下人所具有的美好的情绪与高尚的情怀。孙犁的文学语言固然平易、朴素，但与赵树理等的民间化追求显然是不同的。它体现的不是民间话语的俗白，而是承传了五四新文学文人白话的简洁，体现的不是世俗情趣，而是文人的情调。这最充分地体现在他对女性的审美情致上。 革命文学中，很少作家像孙犁那样去表现女性的形式美（注：孙犁笔下女性的美，都是以某种道德内涵为依托的，如温柔、贤良、纯洁等，而这些道德内涵在长时期的集体无意识中，已被作为女性的理想的形式特征看待。从这儿看，孙犁的女性意识是很传统的。）。从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学开始，艺术家对于女性的审美态度相对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开始发生变化。女性往往不是因为其特殊的（亦即与男性不同的）审美特征而被作为艺术的审美对象，相反，因为她们具备了与男性一致的社会政治方面的意义，如革命性、进步性等等，才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革命文学由于对革命与力量的崇尚以及政治第一的宗旨，并不看重女性的形式美。孙犁对女性的关注与描绘，看重的恰恰不是她们与男性一致的“阳刚之美”，而是女性特有的“阴柔之美”，这些有别于男性的那些只属于女性的美，往往体现着人生的诗意与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