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茅盾对这一决议这样评价：“我以为，这一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步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注：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载《新文学史料》81年第3期，101页。）这个11月决议是瞿秋白积极参与下由冯雪峰起草的，因此，茅盾又说：“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注：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载《新文学史料》81年第3期，101页。） 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前后，应该说左联形势“大好”，以至于当时不仅左翼文化人，即使是中间派也大谈新兴文艺（无产阶级文学），并争相挂上这个牌号。例如宣扬唯美主义的《金屋》月刊，也追赶时尚来翻译左翼文学。于是受到邱韵铎的嘲笑：“《金屋》也竟然印行起这样不唯不美而且凶险的赤色文章”，“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革命文学已经轰动了国内的全文坛了，而且也可以跨进一步地说，全文坛都在努力‘转向’了。”（注：旷新年：《1928年革命文学》，7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在这样有利的舆论环境下，左联成立大会开得很成功，出席的有50多人，济济一堂。左联成立不久，上海的社会科学、戏剧、美术等各界，也相继成立了左翼文化组织。但形势不久就发生了变化。1930年9月， 国民党中执委下令取缔包括左联在内的一批“反动组织”，查封机关并“缉拿其主谋分子归案究办”，还附了一份参加左联成立大会的左联盟员名单49人。（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与此同时，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再次统治了全党。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在立三路线及稍后的王明路线干扰下，左联受到重创，阵地几乎丢光，人员几乎散尽。仅1931年10月一次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左翼书刊就有228种。（注：缪君奇：《试论左联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载 《左联研究资料集》，182页，左联纪念馆编，1991年。 ）左联五烈士及林育南等18名中共干部于1931年2月7日被害于上海龙华。茅盾在《关于“左联”》一文中说：左联五烈士牺牲后，“有许多加入盟的联盟员都动摇而退缩，后来就完全消极或竟至右倾了。所以在一九三一年春，左联的阵容已以非常零落。人数从九十多降到十二。”（注：《左联回忆录》（上），1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而正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瞿秋白“重返文坛”。 二 1931年1月7日，米夫、王明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路线”错误，解除了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4月， 茅盾访问了“赋闲”在家的秋白。5月， 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在茅盾家中见到瞿秋白。瞿与茅、冯的见面，意味着他的重返文坛并开始介入了左联的领导。 瞿秋白“花了许多心血”（茅盾语）参加起草的11月决议，是他回归文坛后的第一个重要行动。这个决议之所以被认为是左联“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的标志，是由于它体现了反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精神。 首先，11月决议消解了此前左联文件中极左色彩浓重的话语。8 月决议认为：“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 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为完成苏维埃文学运动的伟大斗争任务每个‘左联’的同盟员应该坚决的执行自我批判，和克服逡巡的动摇的倾向，特别是和右倾的倾向作斗争。”（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 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页、111页、 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而11月决议则首次出现了反对左倾空谈的提法。决议在分析左联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任务中显得落后的原因时说：“所以然之故即在过去的屡屡陷于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空谈的错误！”（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虽然在反左倾空谈前仍提反右倾，但在当时左倾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能提及左倾已很不容易了。尤其是与以前左联文件中只提反右不提反左相比，这个转变可谓是带有根本性的了。 其次，11月决议虽然继续强调左联是政治观点一致的团体，但已开始注意到“在文学领域”内。在决议的第三部份“新的任务”中，前三项都是政治性的，即反帝、反国民党和为苏维埃政权斗争，但在每项任务前，都加上一句限制词：“在文学的领域内”。（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 110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这些提法都与此前文件中“革命的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这类的说法大相径庭。（注：《纪念与研究》第二辑，192页、8页、47页104页、106页、11页、18页、108页、109页、110页、111页、111页、111页、43页、46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