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茅盾隐居上海，他身心两伤。 6月下旬陈望道来访。他见茅盾身体虚弱、情绪郁闷， 便建议茅盾换换环境，可暂赴日本。茅盾说：“我也曾跟鲁迅先生议过此事。但我不懂日语，人地两生！何况又有家室拖累。”陈望道是热心人，他说：“后者我无能为力；前者我可以帮忙。庶五（陈望道夫人—著者）在日本研究绘画已经半年。我和她可以代办一切。”茅盾母亲和夫人孔德沚也都劝茅盾不必后顾。于是就定下来了。 不久，陈望道就和吴庶五安排妥贴。也代购了船票。日期是在7 月初，与秦德君搭伴同行。这时秦正住陈家。秦德君在茅盾的生活经历中占较重要的一页。这里据秦德君发表的回忆录与公开答问的文章简要介绍她的身世经历。（注：以下文字均据秦德君的自述：见1985年4月6日香港《广角镜》151期。《我与茅盾的一段情》；1988 年日本《野騲》杂志41号、42号。《樱蜃》（此文系上文的扩充）；1990年《许昌师专学报》2、3期与1991年1、2、3期。 《一位曾给茅盾生活与创作的很大影响的女性——秦德君对话录》，沈卫威整理。）秦德君1905年生于四川忠县，是明末女将秦良玉之后。其母本农家女，“选美”入秦府，怀孕后又被抛弃。秦德君是在野地里出生的，后在二哥秦仲帮助下上学。“五四”运动时她14岁，是成都第一个剪发的女子。参加学运时认识了学运领袖、他哥哥的把兄刘伯坚和长她10岁的《新蜀报》编辑穆济波。她因写信要求入北京大学的事被学校开除。赖吴玉章帮助赴重庆投奔《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并随他赴京。这当中她被穆济波奸污，自杀未遂。后来却又与穆结婚，保持着多年的奇怪的关系。此后她辗转武汉、上海、北京，认识了恽代英、邓中夏、李大钊及其夫人，成了革命的“小勤务员”。她在女师大附中学习过，后赴上海参加筹备平民女校，又随恽代英等在重庆搞宣传工作。恽代英任泸州川南师范教务长时，秦德君在小学部任教；与胡兰畦（《虹》中梅女士的原型）结为女友。这时秦德君为穆济波生一女孩。经恽代英向四川军阀杨森（《虹》中惠师长的原型）建议获准，派秦德君赴法留学并批给大洋千元。此款被穆济波以养女儿为由赖去。她于1922年赴沪，在党办的上海大学任工作部长。次年茅盾来此任兼职教授。他们在此有一段同事关系。此后她随邓中夏赴杭州、南京。穆济波又尾随同居。邓中夏安排她入东南大学教育系体育科上学。穆济波任该校附中教员。其学生胡风（当时叫张光人）常来，遂与秦德君熟稔。1923年秦德君经邓中夏介绍入党。不久生一男孩。这时秦德君的女同学在他们家借住养病，也被穆济波奸污，含恨离去当家庭教师，又被雇主奸污，遂饮恨自杀。为此秦德君和穆济波决裂。1925年秦德君被派往西安做地下党的工作，兼市妇协主席。穆济波携孩子追去，遂又同居。这时刘伯坚任西北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部长。后来成为秦德君丈夫的郭春涛，在刘手下任组织处长。这时刘伯坚正要和秦德君的女友结婚，但秦德君和刘伯坚相爱日久，他俩不甘心就此分手，决定借双方各有丈夫与未婚妻作掩护暗中姘居，于是秦德君又怀上了刘伯坚的孩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伯坚等共产党员均被逐出西北军。刘伯坚赴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秦德君则到武汉与先抵武汉的穆济波再次同居。穆的寓所在武昌卫中街，与施存统、胡风三家合住。（注：梅志：《在漩涡中——〈胡风传〉的一章》，《新文学史料》 1991年3期184页，187页。但秦德君在回忆文章中不提此时与穆济波同居，却说住在施存统家中。）这时她一家四口，其女已五六岁，其子三四岁。她这时已失掉党的关系。1927年11月生下刘伯坚的女儿后，她辗转赣、宁，后来化名徐航抵沪，住陈望道家。拟经日本赴苏联。所以陈望道让她与茅盾搭伴赴日。 秦德君自述的以上经历说明，秦德君一直是追随革命的时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她本是无赖兼流氓穆济波的受害者。在这长期维持的病态关系中，扭曲了两性关系的心态：既有自暴自弃的一面，也具有茅盾笔下慧女士、孙舞阳般西方型女性气质。后者也许是茅盾能够接受她的基础或外因。但茅盾未必知道她这些复杂的两性关系经历。 茅盾与秦德君同船离沪赴神户，不过天把时间。船抵神户改乘火车时，有个日本人主动搭讪，问长问短。茅盾颇觉此人可疑，不肯多话；只告以自己名方保宗。车抵东京，自有吴庶五迎接。她安排秦德君住在白山御佃町中华女生寄宿舍，秦德君随即入东亚预备学校学日文，每天上午都有课。茅盾住在“本乡馆”。刚刚住下，车上遇到的那日本人就来“拜访”。幸遇同住本乡馆的武汉旧友陈启修来解围。他和来人用日语交谈了几句，那人就“告辞”了。陈启修说此人是日本警视厅“便衣”。茅盾奇怪，自己化名来日本，他们怎么会知道？陈启修说：“老兄大名鼎鼎，日本人情报何等灵通，怎会不知？我来日本时，他们也来‘拜访’。今后也只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不过日方的态度是，只要你不搞政治活动，就只监视，不动你。”陈启修原是国民党右派的《中央日报》总编，曾是共产党员。他赠茅盾一册新著《酱色的心》，解释说：“在武汉共产党认为我投降了国民党，心是黑的；国民党因我是共产党员，心是红的。我的心岂不是酱色的？”他署名陈豹隐，寓豹子隐居，既不当国民党，也不当共产党之意。 茅盾读《酱色的心》，峥嵘岁月与萧杀现状的反差，令他心情难以平静。他觉得，被“五四”壮潮唤醒，奋起后无路可走者，并不比走上新生如《创造》中的娴娴者少。写这些软弱者的悲剧结局，促人猛省，催人振奋，当有意义。于是7月8日他写了第二个短篇《自杀》。 茅盾赴日前后活动多，获得信息也多。所获最重要的信息，是6 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茅盾获悉， 在共产国际与苏共中央帮助下， 大会总结了建党七年来， 特别是1927年“八七”会议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性质未变，仍属共产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目前革命处在低谷，而不是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中心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而不是继续搞“总暴动”。大会对“左”倾路线的批判，与对今后路线的确定，使茅盾冰释了疑虑困惑；消除了幻灭悲观情绪。他决心重振精神，继续奋进。这时他的《幻灭》、《动摇》在国内连遭批判。他早感到有回答之必要。他的新思考、新心态，也有必要披露。写完《自杀》后，茅盾就动手写构思日久的洋洋15000字的长文《从牯岭到东京》， 直到7月16日始得脱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