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一开头便指出：“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陈独秀也在其《文学革命论》中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就是那位当时主张保存旧戏曲的张载厚也认为“文学之变迁乃自然的现象，即无文学家倡言改革，而文学自身终觉不能免多少之改革；但倡言改革乃应时代思潮之要求，而益以促进其变化。”（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月版，第404页、410—411页、419—420页、406页、161页。 ）可见到五四前夕，认为中国文学虽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要适应这急速变化的新形势，中国文学就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变革。胡适就是“自举义旗之急先锋”。 自从康梁变法失败之后，以梁启超为首的革新派知识分子，就格外重视、甚至是特别夸大了文学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所谓“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已成为文坛上的常见语。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种新型的小说刊物如雨后春笋，而且在数年之内，各种各样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大量涌现，形成了空前的文学新潮。可是，由于过份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即文学在改革社会、改良“群治”中的威力，而忽视文学自身的建设，所以作品的数量虽多而质量粗糙，致使这一文学新潮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到本世纪初，留日学生鲁迅、周作人等曾经因为深信提高中国人民的精神觉悟，即改造落后的“国民性”，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最能改变中国国民精神的首先是文艺，于是决心提倡新的文艺运动。尤其是鲁迅的文章，强调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述，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注：《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卷57页。）。和梁启超相比，鲁迅当时更注意文艺对人们精神上的启蒙，而不只是政治上的鼓舞。但是正如鲁迅自己后来所总结的那样，当时已经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夕，他要提倡文艺、创办《新生》杂志的动机已经是“背时”，加上文学语言上的“复古的倾向”，就更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所以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到五四运动前夕，在留学美国的中国青年学生中，又出现了新的文学潮流，胡适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股文学新潮接受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再强调以文学的力量推动政治的革新，而把重点放在文学自身的改革与建设上。当然，他们所这样做，还由于胡适等远离祖国，对于我国社会的急需改变尚缺乏深切的认识，而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传统的祖国文学之急需改革具有直接的、切肤的感受。1915年，胡适、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留美学生，在美国的绮色佳热烈讨论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胡适在《送梅光迪往哈佛大学》一诗中说：“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注：《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16页、138—139、122页。 ）这首诗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然而胡适在诗中表现出的青年人的报国宏志，却受到任叔永在游戏诗中的一番挖苦与奚落。于是他又十分郑重其事地给以回答，从文学革命进而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批判旧派诗人“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并且表示“愿共戮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梅光迪对于胡适提出的“作诗如作文”大不以为然，他认为“诗文截然两途”，因而“文之文字”决不可能用于“诗之文字”（注：《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 第116页、138—139、122页。）。任叔永也承认“吾国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学，吾人正当廓而清之”。但是他认为中国文学长期不振的最大原因乃在于“文人无学”，因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当然是“从绩学入手”，不能离开这个根本问题“徒于文字形式上的讨论”（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 月版，第9页。）。 传统的文人知识分子，都是轻视白话文的，当时的梅光迪等，认为俗语白话“鄙俚乃不可言”，不会有什么价值。南社的诗人们口头上也讲“尤重布衣之诗”，实际上复古主义倾向愈来愈重。胡适恰好与之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新的时代，文学不应当再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凡有世界文学价值的作品，“皆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月版，第14页。）。所以在文学的价值观上，胡适恰与旧派文人针锋相对。他的这种思想，是和当时已经形成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胡适曾经历数我国古代韵文与散文之变化，认为一种新的文体代替旧的文体，都是一种革命的变革。尤其对元朝以来的小说与戏曲，他给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皆是以白话俚语为之的第一流的文学——“活文学”。如果这种革命的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诸文人复古之劫，则我国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我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的语言”。正是这种“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使胡适坚信白话文必然代替文言文，坚定了文学革命的信心与决心：“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月版，第12页。）正是出于这种信心与决心，才使他在白话新诗上进行大胆“实验”，终于产生了他的影响巨大的《尝试集》。 在进行白话诗的“试验”同时，胡适也逐步总结出文学改革的基本内容，即创作新文学的基本要求。1916年2月至4月间，他在通信文章的“自跋”中，先后提出了改革中国文学的五条意见，即须言之有物；讲究文法；不避“俗之文字”；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呻吟。1916年8 月，他在给朱经农的信中，又补充了“不用典”、“不用陈套语”和“不对仗”三条，这就构成了著名的文学革新的八个要点。同年10月，他又在给《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的信中，重抄了这“文学革命”的“八事”。1917年初，由于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他在《新青年》上正式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就成了震动全国的“文学革命”运动的宣言书。而当时的鲁迅，尚在北京寓所痛苦中抄写古碑。 二 革新中国文学的大旗举起之后，立刻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按照陈独秀的说法，赞成与反对者“各居其半”。作为文学革新的倡导者，应该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呢？胡适公开表示：“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注：《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出版，卷一，第39—40页。）而且他还进一步说明，他所以提出这一问题，就是因为文学革命的具体是非，并不是一两个人一朝一夕所能定的，只有国中人士共同平心静气地讨论、研究、互相切磋，才能逐步取得一致的认识。按照他的解释，中国文学的革新问题，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文学的必由之路，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而需自由讨论，集思广益，才能最后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陈独秀则与胡适的态度绝然不同。他站在文化革命者的立场上，对一切的旧文学与旧文学家，一律采取“推倒”与“排斥”的态度，根本不存在任何学术讨论的问题。正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注：《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出版，卷一，第43页。）因此他对文学革命这件大事，只是坚定而却十分笼统地提出了“吾革命军三大主义”，并没有作任何具体说明，亦没有任何具体步骤，更未从事文学革命的具体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