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出历史地层的个人 20世纪中国社会由80年代转入90年代，是以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为标志的。所谓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就内而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把集体和个人推入市场，商品化正在成为渗透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二是就外而言，由于冷战的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运动在新的大空间中展开，中国社会正逢其时地加入了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组合。在80年代尽管充满矛盾，中国社会的普遍心理仍然可以用一个流行的口号来表示：“走向世界”；但是，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却表达着一种不言而喻的共同感：“我们就在世界上。” 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历了逾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但是，在这百余年间，“现代化”的深层意义都被对西方现代科技的崇拜所淹没。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使被淹没的“现代化”的底蕴水落石出。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产生了中国社会都市化和世界化的加速运动。这个两位一体的加速运动，对于长期束缚于集体中心体制的中国人，首先具有解放的意义：它把人们从单一的集体中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投放到了非中心的市场自由运动中。正是对这种解放意义的认同和欲求，酿造了80年代中国社会以“发展”为向心力的“走向世界”的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然而，当80年代的欲求在90年代变成现实，并且是被超越需求地给与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发现自己一夜之间被投放入世界这个无边的大市场之后，现代化的解放意义就转换出了它的负面：自我的失落。因此，90年代中国社会的“我们就在世界上”的共同感，在它的不言而喻的表层下面，凝聚着一个悖论式的情结：一方面是以“就在世界上”的本然状态，找到了一个中西对峙的平台，而为“走向世界”的从属心理设定一个补偿性的平衡支点；另一方面是对“就在世界上”的实然状态的确认，这种确认，否定了以西方为目标的线性发展的绝对价值——发展并没有实现存在的本体价值的增殖。由于包含着这个悖论式的情结，90年代中国社会的“我们就在世界上”的共同感，在表达以全球存在为基础的中西认同（等值）的同时，也表达了在进入技术—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之后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是对现代化的负面意义的体认。 “把世界都还给你，你又觉得空了。”这是刘索拉发表于1987年的小说《跑道》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对于80年代的中国，至多只是一个未雨绸缪的预言。但是，在90年代，这句话却坦白了个人在面对世界时的不可逃避的虚无感。个人对于世界的虚无感之所以是不可逃避的，因为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动力的都市化和世界化把80年代现代化解放的意义归结／压缩为欲望的解放和满足欲望的市场竞争。在这个前提下，个体的存在必然在技术—经济一体化的整合作用中，被物化和数量化。个体存在被物化和数量化的含义是：个体对世界的无限欲望在世界的无限性展开中落空，物质财富的量的无限增加把个体生存的质的内含最后淘空为市场统计学的数字游戏。正是这种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存在的数字化游戏，使人们同时感到存在的虚无和世界的压力。 作为8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结果，90年代中国个体的基本境遇是：自我存在通过向市场性的转换而进入个体的非历史性存在。无疑，“市场性转换”，在本文中是超越经济学，甚至也是超越一般社会学的意义的。它是现代化生存的最基本的内含。首先，个体的市场性存在，设定并且要求个体存在超历史的，也是非历史的平等，这种平等，既为自由竞争，也为普遍交换提供前提；其次，这种存在以“市场”机制为基本导向，肯定并实行技术进化和数量统计对个体生活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最后，市场或市场性以它无限度地扩张，在为个体提供可能性的无限空间的同时，又成为对个体现实存在的绝对性超越和压抑。因此，在现代性语境中，个人或个人化的存在，即意味着现代性的解放，同时又意味着现代性的失落。但是，无论解放还是失落，个人是孤独的： 时间上，她没有过去，只有现在；空间上，也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我成了最后的景观。（王安忆《纪实与虚构》） 二、在无历史的瞬间 90年代的社会变化和个体存在的相应变化，向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面对因为市场经济发展而在都市化、世界化中失落的自我。90年代中国文学就是从对新时代个体自我失落的觉识开始的。80年代的中国文学，从早期的人道主义呼唤的浪漫叙事到晚期的先锋主义的叙事游戏，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一代新人（开拓者）的需要相得益彰，把自我表现的主体性意志发挥得淋漓尽致。它为90年代的中国文学准备了一个纯正意义上的作家：写作，而且只有写作，是他的存在。但是，就是这个纯正意义上的作家，在还未能对自己的存在作出价值判断的时候，他就感到了自我的深刻困境：第一，他所要讲述的是一个他不胜任的故事；第二，这个他不胜任的故事是真正与他个人发生关系的故事。这是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的叙事动机，也是它的深层主题。这篇小说以断片式的结构和或然性（虚拟性）的笔调叙述了在新时期获得第二个春天的当红作家“叔叔”的心灵沉落的故事。“叔叔”心灵的沉落与他作家故事生涯的飞腾如日月对比。世界给了“叔叔”快乐，但这快乐却被对他持刀威胁的儿子大宝最后剥夺了。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叔叔”打败了儿子，被打败的儿子向隅而泣，但是， 叔叔几十年的历史在孩子的哭泣声中历历地走过，他恨孩子！可是孩子活得比他更长久！ （《叔叔的故事》） 大宝在小说中三次出现：不受“叔叔”欢迎的出生，作为离婚的附属条件被“叔叔”勉强接受，最后出现，已是一个站在对面威逼“叔叔”的青年。大宝的存在就是一个“叔叔”不能胜任却又真正与他有关系的故事：它超出“叔叔”的把握，却又与“叔叔”血脉相连；它昭示着“叔叔”既往的屈辱史，同时又终结了这个屈辱史（的意义）。因此，“大宝”是“叔叔”心灵的历史性断裂的象征，它把“叔叔”的过去和现在切割成不再能联接的两段。分割线是父子俩的厮杀之夜。这一夜是“叔叔”面对自己不幸命运的真实面目的最终日子。“叔叔终于说：我原先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自己不是。”面对儿子叛逆的不幸的瞬间，使“叔叔”同时觉识了他所享受的幸运的瞬间性——既往的一切幸运不过是一些孤立脆弱，自欺欺人的时间片断！这个体认把幸运本身直接转化为不幸，使不幸扩张为覆盖所有幸运瞬间的绝对存在——独立的瞬间。“叔叔”终于承认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他感受到了这个独立的瞬间，而无法面对。“叔叔”是需要历史统一性的一代，存在的瞬间化赋予他的是自我意识的根本性失落。“叔叔”打败了对他持刀威逼的儿子，但是，战胜儿子的“叔叔”同时在失败的儿子身上看到的是自己人生的根本性失败。这个失败，在瞬间化的存在中，既是残破的过去的标识，又是指向无可把握的未来的。就此而言，叛逆的儿子不仅是“叔叔”不幸命运的真实面目，而且是“叔叔”更内在，更真实的自我——它不仅表示了“叔叔”已经失败的过去，而且指示了“叔叔”必然失败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