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期以来，模式和模式所带来的文本流行，导致的是散文创作的千篇一律和文本意义的普遍丧失。直至八十年代，当小说、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几乎所有的艺术品种均以撞击传统的再生般姿态和形式步入现代，唯有散文“还停留在唐文宋韵的小桥流水止步不前”（注：韩小蕙《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文学报》1991年11月28日；）。杨朔、秦牧、刘白羽式的“美文模式”仍在沿续，其过分诗化的遣词造句带来语言的矫饰，而“首章标其目、率章显其志”的理念八股也未绝迹；另一类寄情山草木水虫鱼、闲谈文化古今的所谓闲适与幽默的“小品模式”也在承袭，这类散文是新文人写的旧散文，是对旧散文的摹仿与旧人格的伪装。散文在日积月累的矫揉造作中失去了其“自由天成”、“鲜活自然”的本性，散文的真实面目已经模糊，于是散文开始被看作是“一种多余的文体：情节性比不上小说，人物的真实性、生动性及反映生活的迅捷性比不上报告文学，抒情性比不上诗歌，犀利机智比不上杂文……散文正走向死亡”（注：黄浩《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关于散文命运的思考》，《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此话自然有些危言耸听，其实在八十年代一批老作家老学者的忆人怀旧之作中，散文个性的复苏已始见端倪。这些老一辈的作家学人在饱经沧桑、历练人生之后的历史反思中，在那个特定的修复传统、渴求思想的年代，开始迸发出一股“抒真情”、“说真话”的勇气，如巴金疾呼：“把心交给读者”，把散文“当遗嘱写”（《随想录》）；王西彦也高喊：“我手写我心”，“散文的灵魂是真诚”（《散文的灵魂》）。其典范之作便是巴金的《随想录》，该书是作家燃烧着灵魂“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此类散文还有丁玲的《“牛棚”小品》、杜宣的《狱中生态》、王西彦的《炼狱中的圣火》、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黄秋耘的《雾失楼台》等。尽管这些散文大多依旧保持着传统文人散文兼具纪实与说理的特点，并常带有些许控诉“文革”苦难的政治功利色彩，但散文作为一种心灵倾吐的“真”的艺术重又找寻到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散文“自我”的真正回归是九十年代的事，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恰恰因为足以放眼并汲取兄弟文学体裁‘文体革命’之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而占据更为有利的时代制高点”（注：陈旭光《当代散文：文体的革命》，《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1期；）。 一大批中青年作家面对散文的沉寂和危机，开始思索散文的出路，呼吁散文的变革。如斯妤已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十七年的“三家模式”，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百家手法”，都已不够，甚至不能很好地反映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使创作主体思想日益丰富、深刻和敏锐，才能和这个时代日益丰富复杂的心灵相称（注：韩小蕙《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文学报》1991年11月28日；）。赵玫也一直在呐喊：“没有叛逆没有冲击就永远不会创新，没有叛逆和创新意识，你就永远不会发现五彩变幻的世界”（注：赵玫《我的散文观》，《天津文学》1986年第5期；）。 王英琦则说：“我们这些捣鼓散文的人，该干的事却是如何抓住良机，不被上涨的行情涨昏了头，真正把散文从老套子中解放出来，开始散文创作的新纪元”（《散文三昧》）。这些作家随着自身才识智慧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开始孕育着“散文革命”的崭新思想意向，激荡着鲜明的现代创新意识。 散文观念的变革必然带来散文的转型。九十年代，中国的散文如花绽放，出现了“或许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后一次会战”（注：周涛《散文和散文理论》，《散文选刊》1993年第7期；）。以赵玫、刘烨园、 黑孩、周佩红为代表的“朦胧散文”，以积极的情绪和潜意识的随意流动，代替了以往先验的理性柜架和清晰准确的意义表达，首先开始了对散文文体的自觉探索；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一改散文轻俏抒情的面目，将目光投向历史与文化深处，使散文开始承受起重大的心灵情节，周涛、张承志、史铁生等人的文化散文则投注一种生命的极致体验，高扬主体人格豪迈的英雄主义理想和激情，形成当代散文一股难得的阳刚之流；以曹明华、胡晓梦、戴露、老愚、于君、冯秋子等为代表的“新生代散文”，以青春独白或背白的方式，表达了一代人的共同意志和心态；以苇岸、曹晓东、洪磊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散文”，则透露了向“后现代主义文学“借鉴并实施艺术转化的“主体革命”意向；此外，诗人身份的庞培、张锐锋、王小妮、周晓枫、杜丽、钟鸣等人的散文写作，以诗的质感开始赋予散文全新的抒情个性……一个个散文新秀不断涌现，一种种新的散文文体呼之欲出，它们或细腻高雅，或奇诡峭拔，或轻灵洒脱，或激越奔放，或沉郁苍凉，无不是灵魂面对自然、面对家园、面对人生的种种真情展露。这些个性生动的“新散文”的贡献就在于以现代的敏锐与偏执，探索散文独立的文学品格，其焕发的创造力给当今散文注入了生气，共同构成了纷呈迷人的散文新景观。对此，青年女作家韩小蕙惊喜地描述为“太阳对着散文微笑”，她说：“一颗被冷落在文学深宫里的明珠，如今被大众捧在蓝天白云之下，明丽的阳光照耀着，它熠熠闪着动人的光芒——这颗明珠就是散文”（注：韩小蕙《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文学报》1991年11月28日；）。 当然，九十年代商业大潮的强悍冲击，同时也造就了另一股“大散文”之流。所谓大散文，即认为散文乃一切文章，它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引起刻意包装的“快餐散文”的肆意泛滥以及诸多“小男人、小女子”散文的风行一时，它们的生产者不再是“为自我而文章”，而仅仅是为“商业”而文章，七情六欲，吃喝拉撒，无所不入文；意境平庸、精神贫弱、眼界狭窄，则是其共同特点。此种情形鲁迅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已指出过：“茶话酒谈，遍及小报的摊子上”（《小品文的危机》）。这些迎合大众口味的众声喧哗的通俗散文，只是对媚俗时尚的屈从，并非今天的文学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