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钱理群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在今天看来，已经很明显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史概念，而成为了一种话语的重构，一种意识形态的转换。北京大学三位新加坡留学生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阅读与拆解使我们对于90年代的“反思”提供了重新反思的可能和契机。 （一）从真理对话到权力对话 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我们首先需要（暂时）认同于这样的一个命题，即：我们总是不断地在诠释我们的过去，也就是不断地在“现在”这个点上诠释和建构我们的“历史”，当我们揭示出其他人观点背后的“意识形态”、“文化霸权”、“历史局限”，当我们似乎站在一个理论的更高点批判那些被其他人所使用以审视现象的坐标为“浮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反思”自身，我们是如何揭示出其他人的“浮动坐标”，如何将自己的坐标表述成为永恒的固定的？ 但当学者们果断地否定历史进化论，积极地拥抱终极真理的不可把握，宣布所有人都只能拥有部分真理，而所有这些部分真理将构成未来真理的趋向完整，并且以此确立自己理论的合法性时，他们是否落入了一种“真理进化论”？首先，“所有人都只能拥有部分真理”和“未来真理将趋向完善”本身便是以真理的姿态被表述的。 我们或许应该问，这样的“绝对真理”是如何被坚信自己不拥有真理（或只可能拥有部分真理）的学者表述出来的？ 以上的论述充满了问号，这也许正是文章的意旨，文章的重点在于提出问题，包括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本身是否成立的置疑，而不在提出解决方案，或者研究解决方案是否存在。然而实际上我们的论述中充满了以“真理”的面目出现的句子，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自身也是一种阐述、诠释和审视，我们无法逃避（暂时）以某一浮动、临时的坐标作为说话的依据，这样的做法又潜在地认可了该坐标的永恒性，于是我们无可避免地必须在一个悖论的环境下完成（或者是自我瓦解）我们的论述。 于是我们不讨论真理，我们不讨论各个时期被视为常识的真理的“真理性”，不去讨论真理是否能被把握，甚至不讨论那个独立于时间独立于人的终极真理是否存在，因为回答这最后一个问题便是假设了一个终极真理。我们决定完全避开“真理”这个命题而转向另外一个命题，即“权力”的命题。我们关心的是“真理”是如何被表述的，以及现象和作为现象的“真理”之间所存在的阐述关系。 我们要讨论的是：（知识）权力从谁的手中转移到了谁的手中，通过什么方式或手段转移，并且（是否）借助于什么样的一些背后权力而完成了转移。 （二）“上限（陷）”与“下限（陷）”的设定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比“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更合理的“整体”在80年代中期以瓦解后者的话语权力的姿态登场，向我们揭示的是对同一段文学史的另一种阐释可能。而这种阐释如何被合理化恐怕是一种比这个阐释如何更合理更有意思的问题。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揭示意识形态（或前一种阐释）的遮蔽性时，是不是忘了反过来考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也可能存在另一种遮蔽性。 “重写文学史”最凸显的旗帜恐怕是对文学史上下限的修订——将上限划到1840年而下限则定为80年代末。 这样的划限似乎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似乎也存在着另一种潜在话语。解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划限，首先涉及两个标准问题：划限隐含的是对文学在“某一个点上”或者现在由于认为文学不会一夜间变成另一副模样而倾向主张的“某一段过渡期中”，具有某种质的转变。另外，这一转变在文学史上是具有意义的。那么就触及了两个恐怕都不能脱离当下语境的概念：“质”与“意义”。在不同时空中，这两个概念的内涵都是可以随着标准的浮动而改变的。例如，曾经最合理的“文学的本质是附属于政治的”如何在今天不再合理，其中未必就是谁比谁更接近真理的问题，而是一种“常识”如何被另一种新的“常识”叙述成意识形态话语。 因此，一旦涉及设限就似乎不能避免地陷入另一种意识形态，于是重新划限也许并不如想象中那样，让文学史摆脱了意识形态，而只是诉诸于另一种新常识——“文学史自律空间”（“把文学史还给文学”），完成了一次意识形态转移。 倘若可以对于“质”与“意义”这两个能指的所指进行盗换，显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划限的合理性是可以被“唤起”或“发掘”的。这正是合法化过程所要达到的目的。黄修己在总结三个阶段的文学史研究（新文学史时期、现代文学史时期及二十世纪文学史时期）中的两次突破时对其背后政治气候的分析也许是探讨文学“质”与“意义”的统识的转换过程的一个线索。 “第一次突破的成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那是由旧社会转变为新社会的时候，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动的时候，当然也是人们思想发生巨变之时；第二次突破的成功，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人称‘第二次解放’之时，紧随着中国大地上刮起了思想解放的飓风，出现了被称为‘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时期。” 黄修己提及的“突破”涉及的，都是一种文学史被另一种文学史所取代，而这类知识权力的转换也似乎需要某种合理化的话语契机，也就是黄修己所说的“大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