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是在80年代中期起步的，如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陈平原与宋益乔的许地山研究等，虽然是对特定作家所具有的宗教文化意蕴的个案分析，但在长期以来宗教文化意识受到压抑、人们提起宗教不免谈虎色变或者不知所云的时代里，他们的尝试不仅使读者耳目一新，而且也担承起了在这一研究领域内荜路蓝缕以启后人的使命。90年代以来，这一课题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三个比较明显的趋势。一是由个案分析开始走向整体研究，也就是说不再局限于某个作家所受到的宗教文化的影响，而是开始整体性地研究某一种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面影响，如马佳与杨剑龙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以及笔者关于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等；二是由具体作品的研究上升为现代作家的精神文化心态的剖析，如陈平原在《佛佛道道》一书的序言中对现代作家厚佛薄道的文化心态的揭示，葛兆光在《难得舍弃，也难得归依》一文中对现代作家宗教信仰困境的分析，刘勇关于中国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研究等；三是由强调宗教影响的消极意义转变到注重宗教文化影响的积极因素的发掘，这一点在90年代关于本课题的研究中有了较普遍的表现，同时也是这一课题研究在思想观念、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转型的主要标志。这三种趋势之所以在90年代初期开始显露并且发展，原因是很清楚的。首先是由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对宗教的政策也趋向开明，合法的宗教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介绍、宣传与研究宗教文化的出版物日益增多以至风靡一时，为宗教意识的渗入人心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舆论环境。其次，80年代是一个政治话语特别亢奋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集聚在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集聚在对几十年“左”倾政治的反思与痛省，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启动，社会的话语方式走向多元分化，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国民物质利益的丰富，但同时也导致了国民精神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的解体，人们开始从过去一体化的价值观和信仰中分离出来，各自寻找适合于自己栖居的精神家园。在这样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下，那些怀抱独特的学者与批评家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开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则是不足为奇的了。不过，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毕竟还只是初具规模，还有许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还有许多资料有待于更细致的发掘。鉴此，笔者拟结合本课题当前研究的基本状况以及自己在此课题研究中的一些心得，对本课题研究的文学史依据及其意义与方法论等问题贡献一点自己的意见。 一 研究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首先应该寻找和确立它的文学史依据。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因为学术界过去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政治斗争史、军事斗争史，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着政治、军事而展开自己的存在，与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如近代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观念在相互的碰撞与渗透中大为流行，而像宗教这种与政治军事隔得较远的思想文化体系则处于边缘的位置，对这个世纪的文学历史没有产生很有效力的影响。所以，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国内学人所著的现代文学史，没有哪一部在叙述20世纪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时提到过宗教的作用，没有哪一部在分析20世纪的重要作家时肯定过宗教文化思想对作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美裔华人学者夏志清在他颇具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甚至把宗教感的缺乏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一样的主要区别。他说：“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阐释罪恶的其它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夏志清的这一论断应该说是富有穿透力的，在以人伦物理为支点的儒家文化传统的长期统制下，中国文学之宗教感的缺乏恐怕不是现代这几十年的独有现象，而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但是，正如中国文学总体上缺乏宗教感而中国的文学家们却往往与佛道两教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样，我们不能以现代文学之缺乏宗教感就否定或者拒不承认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可能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某些重要的特质。这样说，当然不是对文学史的一种假设，而是在深厚的文学史事实的依据上得出的一个具有巨大包容与扩张力的历史命题。 寻找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之关系的文学史依据，首先可以从现代作家的家学渊源的考察入手。在封建时代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治学循内外两条途径。一是治经世之学，包括儒家经典与历史文学等，用以治国兴邦，建功立业；二是治性命之学，包括佛学与道家学说，用以日常生活中的含藏吐纳，修身养性。曾身居高位的香山居士就说过自己的人生原则是处世以儒、置心于佛。明季竟陵派巨头钟惺说得更为形象，说自己是戴儒帽、着僧衣、穿道履。在这样一种内外兼修的治学传统的引导下，中国旧式知识分子鲜有不习佛经道典者。现代作家中有不少人出身于这种旧式知识分子家庭，也有不少人的问学之途中曾经得到这种旧式知识分子的亲炙，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在宗教学说方面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如许地山家族中礼佛之风甚重，其祖母吃斋奉佛，其父进士出身，对佛学有很深造诣，曾自号“留发头陀”，其妻林氏一家也有崇佛传统。作为近代著名学者俞曲园的曾孙，俞平伯的家学更为显赫，他不仅从小熟读经史子集，而且对佛典也多有涉及。尤其是后来成为他的岳丈的舅父许汲候先生，自号安巢居士，饱读经书，性喜佛学，对俞平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氏兄弟、许寿裳等既是书香世家子弟，后来也曾追随章太炎问学，他们对于佛学的精研不能不说与章太炎要以宗教心来激发国民道德的启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