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新文学运动，在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80年代之后，愈加清晰地显示出来了。镌刻在这一伟大的思想启蒙（解放）运动史册上的，有一串光辉的名字，郑振铎先生无疑是其中的一位。 郑振铎(1898-1958)，原名木官，字警民，主要笔名有西谛、CT等，原籍福建长乐，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市）。少年时代在永嘉求学，因接触中国传统文学（包括民间文学）而形成文学兴趣。1917年底由永嘉赴北京，并于次年初入学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后，通过广泛阅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和以俄国文学为主的西方文学作品，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在作为本校学生代表切实地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注：参见郑振铎：《记瞿秋白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2期。），更是进一步自觉地投身于正向纵深发展的新文化运动。自1919年秋至1920年夏，郑振铎在北京先后发起创办了宣传“五四”新思潮的进步刊物《新社会》和《人道》，在这前后又先后加入“联合改造”、“批评社”和“曙光社”等进步团体，甚至还参加了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注：参见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 由此可见，郑振铎是典型的“五四”新青年，他吮吸了“五四”的奶汁，随即又回报社会，以自己的思想与活动再施积极影响于更年青的一辈。他在这方面的最显著的历史功绩，乃是于1920年底发起组织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并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毅然放弃所学专业，改而在上海专门从事新文学活动（注：郑振铎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因应聘为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编辑和进入商务印书馆而放弃原学专业，开始专门从事新文学运动。），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郑振铎毫无愧色地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杰出的理论批评家之一，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建设，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谈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建设，作出开创性贡献由此影响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的，自然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如胡适，陈独秀以及钱玄同、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而从郑振铎一辈的先驱者来看，傅斯年、罗家伦、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和宗白华等，也各有相应的劳作。乍看起来，郑振铎似乎只是其中的一位，并无太大的特殊点。然而，如果我们全面考察整个“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批评的风貌，结合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梳理分析，便可以认识到：郑振铎所提出的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理论见解包括一些具体的观点和主张，其实是更加切实并且创造性地阐发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所提出的基本的思想命题，既不乏理智的光芒，又有为他人所不及的学理深度。本着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方法，从建立在“民族文化反省”（注：关于“民族文化反省”问题，参见拙稿：《试论近代中国的“民族反省”思潮》，《复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基础上的文化启蒙主义立场出发，强调追随世界文化潮流，为中国创造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新文化（新文学）的文化使命感，郑振铎真正地坚持和弘扬了“五四”的这一文化精神。 坚持新文学的使命和现实主义方向 以“白话文学正宗论”为理论基石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解及到中国新文学的建设问题，先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的提出，迨至文学研究会成立前后，又有：“思想革命”、“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一类旗帜的张扬，以及“为人生的艺术”的宣言。从当时文学界的新旧思想的尖锐斗争的轨迹来看，诚如郑振铎后来所总结揭示的那样：那“是一步步的随了反对者们的突起而更为进步，更为坚定；他们扎硬寨，打死战，一点也不肯表示退让。他们是不妥协的！”（注：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原书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就郑振铎而言，他在这一“扎硬寨，打死战”的战役中，主要是通过主编《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注：《时事新报》的副刊《文学旬刊》始于1921年5月，迨至1923年7月，改名为《文学》，系周刊，到1925年5月的第172期，又改名为《文学周报》而独立出版。该刊由郑振铎主编，但从1923年年底起，部分编辑事务由叶圣陶承担。），始终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立场，坚定而明确地“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志着写实主义文学”，同时“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的文人们”，由此“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注：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原书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其中，在确立新的文学观的基础上而提出新文学的使命问题，与此相适应又加以倡导“血与泪的文学”而更具体地指示“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方向，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事实上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郑振铎当时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是《新文学观的建设》（注：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该文指出：中国的传统的文学观——无论是“娱乐派”还是“传道派”都是“谬误的，而且是极为矛盾的”，必须打破，换言之： 我们要晓得文学虽是艺术也能以其文字之美与想像之美来感动人，但却决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反而言之，却也不是以教训，以传道为目的的。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泄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从这段话看，似乎是回避了文学的思想内容的进步性问题，与当时的文学革命论的其他先驱者对于文学的思想性的强调不那么合拍，由此使“为人生”的问题变得抽象与模糊了，然而郑振铎又在其它论文中指出：“理性是难能使革命之火复燃的，因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一方面是为求光明的热望所鼓动，一方面是为厌恶憎恨旧来的黑暗的感情所驱使”，殊不知“文学是感情的产品，所以他最容易感动人，最容易沸腾人们的感情之火”，“革命就是需要这种感情”（注：郑振铎：《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期，1921年7月30日。）。据此，郑振铎又认为：文学的使命就是“扩大或深邃人们的同情与慰藉，并提高人们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