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同志短促而光辉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500余万字的珍贵遗产。从30年代中期郑振铎在《〈中国文学论集〉序言》中始评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对瞿秋白的研究和评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对瞿秋白的研究偏重于革命业绩和文学贡献。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为《瞿秋白文集》的出版，于1950年12月31日，亲笔书写了对瞿秋白同志的评价：“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这个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正是遵循毛泽东指出的方向而展开的。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把瞿秋白诬为“叛徒”大张挞伐，掘墓鞭尸，全盘否定，瞿秋白研究成为学术禁区。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新时期，瞿秋白研究在长期沉寂后，坚冰终于被打破，学术研究空前活跃。据统计，其间发表研究瞿秋白的论文2000余篇，出版研究专著60种以上，出版瞿秋白文集、文选等30种以上。 新时期瞿秋白研究的三个阶段 新时期瞿秋白研究的第一阶段（1980-1988年），主要任务是辩诬洗冤，拨乱反正，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座谈会，这是为瞿秋白在“文革”中所受诬陷和凌辱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的一次庄严集会，也是新时期第一次纪念瞿秋白的隆重集会。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会上作了《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的报告；中纪委代表曹瑛在会上对秋白被捕就义复查情况作了汇报；会议还宣布，中共中央已经批准搜集瞿秋白同志的文稿，重新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 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大会。杨尚昆同志代表中央作重要讲话，对瞿秋白作出了历史性的科学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紧接着这次纪念大会，中国社科院、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会于6月22-26日，在秋白同志的故乡常州召开纪念瞿秋白就义5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这是全国性的第一次关于瞿秋白研究的学术会议。会后从论文中选择具有一定影响、在某一领域中质量较高的30多篇，编成一本《瞿秋白研究文集》，这是新时期瞿秋白研究的良好开端。 新时期瞿秋白研究的第二阶段（1989-1994年），其主要特征是：无论个体研究还是群体研究，都趋向深入化、系统化、学术化，致力于从整体联系和内在逻辑上对课题进行开放式探讨和深层次观照。1989年10月16-18日，中共党史学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社科院、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工委在常州召开纪念瞿秋白诞辰90周年全国讨论会，这是对瞿秋白研究成果的总展评。 新时期瞿秋白研究的第三阶段（1995年至今），其主要特征是开拓了研究的领域，开始了分门别类的专攻或合作，学者们以成果的砖石构筑起蔚为壮观的瞿秋白思想的丰碑。1995年6月18-19日，由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瞿秋白就义6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刘华清、李铁映、陈慕华、钱正英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在讲话中指出：“十年来，对瞿秋白著作译作的整理出版工作和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学术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随着这些工作的进展，对瞿秋白的了解和认识在学术文化界和青年中有所增加，但仍有待普及。”“号召党员和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向这位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学习，以继承他的优秀思想文化遗产，发扬他的崇高的革命精神，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浙江、江西、内蒙古、四川和香港、美国等地的专家70余人在京郊龙泉宾馆进行10场学习研讨，论文大部分已编入《瞿秋白研究》年刊中。 研究领域多方开拓 论文专著百花齐放 瞿秋白异常复杂的人生遭际和异常丰富的思想内涵，为他身后人们的研究留下了许多“谜”，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重新评价和研究《多余的话》，这是打破禁锢，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的开拓性研究。一是“伪造论”，随着研究的深入，《多余的话》不是伪造已形成共识，并作为附录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版），还加了编者按：“……《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以断定，故作为‘附录’收入本卷，供研究者参考”。二是“叛徒”说，“文革”中全国掀起“抓叛徒”恶风，瞿秋白也难逃此劫。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推翻了“文革”对瞿秋白的诬陷之词，“叛徒”说彻底破灭。三是陈铁健的“光辉为主”说，他在1979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发表《重评〈多余的话〉》，分析了瞿秋白身上的两个主要矛盾：“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与“马克思主义和绅士意识的矛盾”，指出《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茅盾先生认为：“此论极公正”。该文发表，反响强烈，引发了对《多余的话》的大讨论。四是林勃等人的“揭露王明路线”说，认为秋白用暗示和曲折的手法向革命同志揭露当时党内最大的隐患王明路线和王明中央，总结革命教训，留待后人去分辨是非。五是刘福勤为代表的“心忧说”，《心忧书：〈多余的话〉》是研究《多余的话》的第一部专著。刘福勤认为《多余的话》是“心忧”之言，为苏区和整个革命事业所遭受重大损失而“心忧”，为党的思想理论及路线政策存在问题而“心忧”，为不能继续依傍着“最亲密的人”而难受、心碎；陆定一在《瞿秋白论文集·序》中说：“心忧是什么呢？那时，红军正在长征，还没有安定下来，蒋介石调集所有兵力，要消灭红军。敌众我寡，随时有被消灭或打散的危险。如果王明路线的统治继续存在，革命的失败就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