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讨论的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对之均有所知，但迄今甚少研究。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上海滩上一群作家，主要有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杜衡、穆时英、路易士（纪弦）和徐迟等人，以及他们创办的杂志《现代》（1932年创刊，1935年停刊）及后来派生出来的《新诗》（1936年创刊，1937年停刊），鼓吹一种“现代诗体”——强调诗的结构、但不押韵的自由诗。据说刘呐鸥和穆时英受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影响，还尝试过一种新的小说体，主要发表在由刘呐鸥策划并得到戴望舒和施蛰存协助的两种小杂志《无轨列车》和《新文艺》上。另外，这些杂志还介绍了大量的西方作家，包括波德莱尔(Baudelaire)，魏尔伦(Verlaine)，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莫兰德(Paul Morand)，乔伊斯(James Joyce)，艾略特(T.S.Eliot)，海明威(Hemingway)，福克纳(Faulkner)，洛威尔(Amy Lowell)，奥登(W.H.Auden)和斯坦因(Gertruds Stein)等。一提起这些名字，人们就会联想起西方一些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而施蛰存等人有时也确实被人称为“现代派”。 然而，这种简单的贴标鉴，有时似乎使问题清晰了，但有时却使人更加糊涂，因为中国文学史家爱用诸如“流派”这样的字眼，其界定并不清楚（严家炎1985:1-38;1987:94-107,154-191)。最近我采访施蛰存先生时，他对欧洲现代主义谈得头头是道，但谈及他的定义是否也适用于他的那批“现代”作家，他马上闭口不言了（施蛰存1984）。这可能与中国政治氛围有关，“现代主义”这个词虽然有时也受赞赏，但在仍然背负上一时代包袱的意识形态领域，这字眼使用起来仍让人不太放心。不过，在对历史作了深入考察后就会发现，这个词在三十年代时其实也是同样有争议且令人捉摸不定的。施蛰存先生最近在回忆录中认为，《现代》杂志之取名，是因为出版这家杂志的书店叫“现代”的缘故。这家书店的老板张静庐称得上是一位紧跟“时代”步伐的极富事业心的出版商。而书店和杂志取名“现代”、“时代”、“新时代”、“新潮”和“新文艺”，在当时又非常普遍。 不难发现，至少从“五四”以来，“现代”这个词越来越流行。在“五四”的论调里，“现代”首先意味着要自觉地“除旧布新”。这一人们熟知的概念，与文艺复兴后的某种观点非常一致：“‘现代’是从黑暗中浮现的时代，是觉醒和重振、迎接光明未来的时代”；“因而人们竞相参与创造未来的实践，积极鼓吹跟上时代，不要落伍，推动时代变革的浪潮等等。”（卡里纳斯库1977:20-21）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说卡里纳斯库所说的“资产阶级现代观”也为五四思想家们的“现代”观点提供了一些基本要素：“进化的学说，对科技必将带来利益的自信，对时间的关注（这是可衡量的时间，是如同其他商品那样被买卖因而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对用抽象的人性定义的自由的追求，当然也包括了实践，渴望行动与成功。”（卡里纳斯库1977:41）在大都市上海的文坛上，"Modern"一词被音译为“摩登”，披上了一件很具西方风味的商业外衣并实实在在地获得了一个“精致”的别称，成为了上海繁荣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李1973:32） 但是，对于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常用于艺术上的还有另外一个“现代性”：“文化上的‘现代性’，其特点就是与资产阶级的现代性针锋相对，与对情感的强烈背叛。”（卡里纳斯库：44）根据卡里纳斯库的观点，这种现代性不仅仅是反资产阶级，也就是反平庸，而且是反传统，反功利，反人性（用奥尔特加·加西特“非人性”的含义），反理性，以及（如卢卡斯和别的批评家所指责的）反历史。（卡里纳斯库，李1980:282-83）这是个为人熟知的传统，开始于波德莱尔和戈蒂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可以说正是它引发了法国的象征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先锋派艺术。当这种种现代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欧洲达到高峰时，如果审视一下同时的中国文坛，人们会毫不惊讶地发现在一些文学性杂志中已能隐约找到些现代主义美学的观点。早期的“创造社”派很自觉地采用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词语，并赋予它一个比它的原始意义更乐观向上、更富有活力的意义。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很多法国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波德莱尔是最频繁被译的一个。艺术家认为主观的想象世界是更个人化、也更为深刻的“现实世界”，这种可称为“后浪漫主义”的倾向也可在中国作家的作品及观点中找到，不仅郁达夫，还有冯乃超、林如稷、于庚虞、方玮德，甚至鲁迅的一部分作品。然而，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不同，这些中国作家并不愿意（也觉得没有必要）在追求“现代”意识和现代形式时区分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和艺术上的现代性这样两个领域。 而《现代杂志》正是兼两者而有之。它译介外国作家有一种明显的导向，这就是一种表现为想与其他国家的新文学发展“同步”的时代意识。（杂志所取的外文名"les contemporains"，即反映了施蛰存和杜衡、戴望舒同在天主教震旦大学接受的法国式教育）在这一方面，《现代》杂志并非孤军奋战。为同一家现代书店效力的作家叶灵凤编辑了好几种杂志，其中的两种，《现代小说（1929年创刊，30年停刊）》和《文艺画报（1934年创刊，35年停刊）》，对介绍当代欧美和俄国作家的作品和动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群作家则以风流诗人邵洵美为首，邵氏的出版社很恰当地叫做“金屋”，他在那里独自拥有几种杂志，其中最主要的是《金屋》月刊，其形式和装帧显然都是模仿英国著名的《Yellow Book》杂志。 所有这些杂志都是上海都市文化的一部分。这里特有的都市环境以及外国租界，既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现代氛围，更为世界舞台上现代文学的潮流提供了窗口。我对这一代作家中仍健在的两位——施蛰存和徐迟——作过很详细的采访，并了解到同一文学团体的作家不仅致力于相同的杂志编辑，而且他们阅读相同的西方作家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也只能在只有上海才有的几家大型外国书店中，如：Kelly & Walsh（美国图书公司）， Uchiyama（法国联合书店）中买到。在这些书店中他们能直接从国外购买或订购书籍（有时候用货到付款的办法）。并订购如《VanityFair》，《Harper's》，《The Dial》，《The Bookman》，《Living Age》，《London Times》，《Lettre Francais》和《Le Mon-de》这样的杂志和报刊。他们甚至将这些外文杂志中的图片和漫画重新制作到了其杂志中，当然也更不用说在杂志中刊登那数之不尽的建立在这些信息基础上的介绍性论文和译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