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认为中国文学在体裁、结构诸方面都“不完备”，不够作新文体创造的模范：“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剧本更在幼稚时期，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的‘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此，他以西方文学名家名著为范本提出新文体建设的文体参照系列：(1)散文文体参照系列包括：“柏拉图(Plato)的‘主客体’，赫胥黎(Haxley)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长篇传记，弥尔(Will)……等的‘自传’，太恩(Taine)和白克尔(Buckle)……等的史论”。(2)戏剧文体参照系列包括：古代的“希腊戏曲”，近代莎士比亚、奥尼尔、易卜生和雨果的著作，“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剧本”，其中最主要的是“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的“问题剧”。(3)小说文体参照系列包括作家颇多，但特别强调的参照文体是以都德、莫泊桑和曼殊裴儿为代表的欧洲“短篇小说”。(4)诗歌文体参照系列包括但丁、乔叟、雨果、密茨凯维支、华兹华斯等诗人的作品，其中特别推崇创作“从民间而来”的华兹华斯的诗作。 胡适文体建设的指导思想可以“解放”和“创造”四个字概括。他说：“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若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谈新诗》）可见，“解放”是文体建设的第一步工作，即“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已成“枷锁镣铐”的旧文体；“创造”是第二步工作，即创造“白话的”、“自由的”、“不拘格律的”新文体。这一指导思想形成胡适文体批评的基本标准，贯穿于他所撰写的文学批评中。他肯定和倡导作家创造新文体的试验，认为“只有不断的试验”，才可以为中国新文体“开无数的新路，创无数的新形式，建立无数的新风格”。他说：“中国文学有生气的时代多是勇于试验新体裁和新风格的时代。从大胆尝试退到模仿和拘守，文学便没有生气。”（见《寄志摩谈诗》） 关于文体方法的理论体系就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经过由实践向理论的升华而逐步形成的。所谓新文体方法的理论主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四种文体特征与写作方法方面的理论。其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一、白话诗体理论 在新诗体建设方面，胡适提出“自然的音节”和“诗须要用具体的作法”的理论。 (1)“自然的音节”。在新诗创作开始时，攻击新诗的人所持论据多是说新诗没有音节，而新诗作者也以为新诗可以不注重音节。他们对新诗的态度虽是对立的，但却都不懂音节是什么。胡适针对上述认识提出关于“自然音节”的理论。其内容主要包括：①音节是诗体的基本特征，构成诗的音节的因素：“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②新体诗的音节是“自然的音节”，其与旧体诗音节的不同是：在“节”（诗句里面的顿挫段落）的字数规定上旧体诗较为固定，五七言诗两个字为一“节”；而新体诗句子长短无定，句里的节奏也以意义与文法的自然区分来分析，且白话里的多音字词比文言多，所以往往有的三个或四五个字为一节。在“音”（诗的声调）的规定性上新体诗比旧体诗要自由和自然，旧体诗在声调上有严格的平仄要求，而新体诗在声调上则“有两个要件：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用韵要自然”；新诗用韵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他的结论是：“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③自然音节要靠内部词句的组织来形成，“内部的组织，——层次，条理，排比，章法，句法，——乃是音节的最重要方法”（以上引文均见《谈新诗》）。 (2)“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胡适在谈新诗做法时说：“有许多人曾问我做新诗的方法，我说，做新诗的方法很本上就是做一切诗的方法；新诗除了‘诗体的解放’一项之外，别无他种特别的做法。……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人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又说：“现在报上登的许多新体诗，很多不满意的。我仔细研究起来，那些不满人意的诗，犯的都是一个大毛病，——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谈新诗》）他所谓“具体的做法”就是要求诗人将抽象的思想、情感化为生动的可以直接诉诸读者感官的诗的意象和意境。意象的捕捉和意境的营造，这是中外古今一切成功诗人创作的基本方法。新诗创作初期在强调“诗体解放”的情况下，对上述写诗的基本方法也程度不同的有所否定和摒弃，因此，在创作上有概念化、抽象化（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的倾向。胡适的上述理论对当时新诗创作健康发展有直接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