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一个曾经生长在或生活在关中的人，在他或她第一次阅读《白鹿原》后，得出了一个令他们自己也感到惊异的结论，原来自己并没有真正懂得关中，只有在读了这部书以后，才开始知道，什么是关中？什么是关中文化？这儿的土究竟有多厚？这儿的地究竟有多大？这部书，把他们原已熟悉的生活，原本已融入的生活，从他们的身边，从他们的记忆中剥离下来，置于一个他们可以反观的最佳视界上，重新审视，重新观照，于是，他们才真正懂得了关中，又由关中而延及中国的北方，延及整个中国，最后进入一个对世界对人类的思考。于是他们发现，《白鹿原》是一部大书，历史学教科书，社会学教科书，政治学教科书。心理学教科书，综括起来说，它是一部文化大书。——这，就是《白鹿原》带给我们的审美感觉。 《白鹿原》的作者生于关中，长于关中，小说中的那个“原”，就是他的生长之地。正是那个“原”，给予了他生命，孕育了他的精神。如果仅仅是这样，他还不能成其为他，还不能造就出《白鹿原》来。可幸的是，他走出了那个“原”，来到了千年古都的所在地，来到了充满文明与传统碰撞的西安。其实在西安，文明与传统也许并不仅仅是碰撞，都市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悖逆于传统的，可以说，作者进入的是一个与关中、与关中文化相悖反的地域和文化之中，于是，一直在关中文化氛围中成长的他，离开了母体，在母体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漩流中，对自我文化格局做着整合与重塑；于是，一个对关中文化拥有血肉之情的他，无形中把关中文化推到一个观照的位置之上，他对它有了更明确更理性的认同和肯定，同时又有了更清醒更尖锐的反思和批判。双重态度，双重情感，交织在作者感性和理性的心理天平上。哪一个作者在进入创作状态时，能具有这种复杂多层的情感和思考？哪一个作家能对自己所要叙写的生活和文化给予理性和感性的透彻把握？——是他，《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 《白鹿原》的创作时间是在1987年到1992年。《白鹿原》的构思起之于80年代中期。在这一历史时段当中，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伴随经济改革大潮而来的是文化大潮的涌起。西方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大量引入，致使中国学人纷纷调整研究视点和研究思路，比较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新儒学的探索，在80年代中期直至90年代，一潮高过一潮。拉美文学的劲风吹来了马尔克斯，福克纳，哈蒙契尔，这使中国作家们在文学式微的情景中开始了艰难的深层的探索。于是，在这文化和文学的背景之中，陈忠实开始了对自己文学创作道路的反思，对人生目标的重构，他不满足于以往的成绩，他要写一部压轴之作，用关中农村的话说，就是要给自己死后造一个“枕头”。枕头工程从起动到竣工，都是在文学和文化的潮勇之中。文学的潮涌，给予他的是创作的新视角、新方法，这方面的影响，他本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文化的潮涌给予他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理解、新思考，这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潜在的，处在特定时代的每一个文化人都从一个个文化的潮涌中获得着文化的滋养。陈忠实1990年1月6日发表的《从〈跳底子〉看关中人的心理结构》，阐述了对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的深刻尖锐的剖析：“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姻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这是作者对关中文化的理性解说。继这一解说之后的是《白鹿原》的诞生。《白鹿原》形象而感性地把作者的解说再现出来，从而使《白鹿原》成为一部解说关中文化的溶感性理性于一体的文化文本。这一文本，既得慧于文化大潮的滋育，同时它本身就是文化大潮的一朵最耀眼的浪花。——这，就是《白鹿原》的文化背景和它的文化文本价值。 （二）“仁义”之二难 ——对关中伦理观念的解说 关中伦理观念的核心可以用“仁义”两个字概括。 关于仁，《说文》：“仁，亲也，从人二。”段玉裁注曰：“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字从人二。”《辞源》注释为：“人所以为人之理也，爱人无私者谓之仁。”另外，《中庸》又曰：“仁者，人也。”《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综括这两方面的意思，仁就是为人处人之道，就是亲人爱人，以人之理待人。其具体到生活行为的准则又体现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恭、宽、信、敏、惠”等等。 关于义，《说文》，“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徐铉注曰：“此与善同意，故从羊。”段玉裁注曰：“威仪出于己，故从我。董子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人，义必由中断制也。从羊者，与善美同意。”《释名·释言语》：“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辞源》对义解释为二，一是解释为“宜，适宜。合理适宜的事称义”，二是解释为“善”。由此可见，义乃是处事适宜合度，待人友善至诚之意。可以说，义就是仁的一种具体形态。怨不得，仁义二字的连用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典册中。《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在《白鹿原》中，出现最多最频繁的也是仁义这两个字。比如： 朱先生为缓和白嘉轩与唐子霖争买李寡妇六分水地的矛盾，分别给两人一个同样内容的纸笺，其中有“为富思仁兼重义”一句，含仁义两字于其中； 县令命名白鹿村为“仁义白鹿村”，并凿石碑，立于祠堂院中，接着，围绕这个仁义石碑，又上演了砸碑、修碑和要求重塑新碑的故事； 朱先生的两个儿子以仁义取名，一为怀仁，一为怀义； 学馆徐先生在开学典礼上说：“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好两字就尽心尽职了，就是院子里石碑上刻的‘仁义白鹿村’里的‘仁义’俩字”； 鹿三对黑娃说：“白家人老几辈儿，都是仁义居家。” 一句话，仁义之村，有着众多的仁义之人，众多的仁义之人又做着许多仁义的或有悖仁义的事情，几十年间，仁义之村的仁义之人围绕着仁义，上演了数不清的悲剧和喜剧。于是，仁义就不能不成为我们解读《白鹿原》的钥匙。通过仁义的悲喜剧，我们或可看出作者对仁义的态度？看到作者对关中伦理观念的解读？——本文的论述就从这里开始。 仁义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核心，也是关中伦理观念的核心。在关中农村的乡约族规家法民俗之中，仁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重义轻利为核心的为人处世准则，二是以注重孝悌为核心的家庭道德，三是以贞洁妇道为核心的女性观念。这三个方面，是仁义意识的具体形态，集中代表和体现着关中的伦理观念，又以关中人最易接受的方式建构着仁义意识，强化着关中的伦理观念。于是，历经数千年，一整套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框架便在关中这块殷实的富于历史传统的黄土地上，绵延着，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浸入乡民的血液中，最后甚至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通过遗传继承的因子，传给了一代一代的后人们。《白鹿原》对关中伦理观念的解说，也正是呈现为这样三条流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