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13年《小说月刊》发表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时所附的编者评点及“附志”算起，鲁迅小说研究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不算短的研究史中，一代又一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鲁迅小说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著资料真可谓汗牛充栋。纵观这些异彩纷呈的论著资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小说研究史是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史的缩影。 新世纪的脚步越来越近。清理反省学术研究的世纪历程，成了世纪之交各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开展得最充分的研究对象，而鲁迅小说研究又是鲁迅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因此，对鲁迅小说研究的历史，作一种鸟瞰式的疏理，不仅对总结和推动鲁迅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总结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本世纪的学术研究均有借鉴意义。当然，这种疏理工作由于对象本身成果卓著、资料浩繁，具体操作时研究者又会凭着各自的眼光，采取不同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将鲁迅小说研究史概括为四种范式：政治革命范式、思想革命范式、主体意识范式、形式意义范式。我认为，80多年的鲁迅小说研究史形成了以上四种研究范式。这四种范式并不是以时间进程历时地纵向跃进的，我的概括既有对历史的纵向把握，也有基于逻辑归纳的横向透视。 一 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鲁迅小说研究的最主要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在50-70年代甚至在整个研究界具有排他性的独尊的垄断地位。这种现象当然并非鲁迅研究所独有，在政治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的时代语境中，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不可避免地赶风潮似地将研究触角伸向政治，这是后人清理本世纪文化遗产时首先要遇到的触目惊心的奇观之一。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化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用政治观念生搬硬套鲁迅小说，对其作穿凿附会地互证，更是成为奇观中的奇观。《狂人日记》是“五四”革命青年的战斗宣言书，《祝福》是旧社会套在妇女脖子上的“四大绳索”的控诉书，《一件小事》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向工农的忏悔录，《铸剑》是讨还血债的复仇精神的颂歌，《药》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挽歌……诸如此类的对鲁迅小说下政治口号式的断语，成为一时风尚。给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定阶级成份也成了研究者的任务。那个一无所有而又爱嚷嚷“老子以前比你阔多了”的阿Q，到底是破落地主还是贫雇农，曾让一批专家学者争论得不亦乐乎，甚至那个爱贪小便宜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是凭姿色还是靠双手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她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手工业生产者也让研究者费尽了心思。至于把鲁迅的小说作为具体政治事件的佐证，从作品中寻找所谓的“微言大义”，诸如对《药》结尾处的乌鸦的象征意义的奇奇怪怪的猜测，都曾经是构成鲁迅小说研究繁荣景象的独特风景。 回顾鲁迅小说研究史，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使鲁迅的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而鲁迅小说所遭受到的最激烈的否定，也源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 二十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论争伊始，鲁迅就成了创造社、太阳社的斗士们的靶子。他们攻击鲁迅最主要的理由是，鲁迅的小说没有他们所需要的先进的革命的政治意义。这些置身革命漩涡中的激进的文学青年对政治意义的理解是那么急功近利，没有直接描写风口浪尖上的政治斗争的鲁迅小说，被认为在“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一卷第31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郭沫若干脆喊口号式地宣布鲁迅是一个“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注：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汇编》第一卷第417页。）。钱杏邨对鲁迅小说的“理直气壮”的批判更一览无遗地表露出政治狂热：“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只有具有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忠实诚恳情绪在全身燃烧，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阿Q正传》的技巧是力不能及了！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注：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汇编》第一卷第325页。）甚至鲁迅小说的表现上的含蓄从容在他们看来也成了“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注：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汇编》第一卷第227页。），并给鲁迅小说加上“以‘趣味’为护符，蒙蔽一切社会恶”，“以‘趣味’为鸦片，麻醉青年”（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汇编》第一卷第319页。）等等火药味十足的罪名。 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即使最需要理性和规范的学术研究，其转向之快也往往超乎常规，以“革命”和政治名义否定鲁迅及其小说的狂风很快就过境了。随着鲁迅参加了“左联”这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学团体，以及他的骤然早逝引发的全国性悼念活动的强大舆论造势，鲁迅在革命青年中的威望迅速提高。当年的“倒鲁”健将郭沫若惊呼鲁迅的病逝使中国文坛失坠了“宏朗的大星”，称“鲁迅先生是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注：郭沫若《民族的杰作》，《汇编》第二卷第230-231页。），成仿吾则称鲁迅“达到了这一时代的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平”，“超过了中国的国界，超过了无数的资产阶级作家，进到了全世界极少数的前进作家的地位”（注：成仿吾《纪念鲁迅》，《汇编》第二卷第1015页。）。于是，从政治的角度肯定鲁迅及其小说，遂又成为研究界趋之若鹜的动向。而政治领袖毛泽东的鲁迅观，对这样转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