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标题，即一篇小说所标出的题目。题为额头、目为眼睛，故人常语曰：题目题目，文题如目。自然地，在对中国当代小说作微观研究时，首先与我的眼睛不期而遇的，便是近50年来那一双双、一双双的眼睛，那呈现为不同形态、闪动着不同眼神的眼睛。 我列出如下一些标题：《识字的故事》、《新事新办》、《不能走那条路》、《团圆》、《红旗谱》、《战斗的青春》、《艳阳天》、《万山红遍》、《起宏图》、《小钢炮》、《金钟长鸣》、《虹南作战史》、《伤痕》、《剪辑错了的故事》、《春之声》、《沉重的翅膀》、《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老井》、《狗日的粮食》、《你不可改变我》、《懒得离婚》、《烦恼人生》……若要辨别这一对对“眼睛”闪动在什么年代，它们传达出什么神情，这些“眼神”意味着什么，大约不算困难的事。事实上，这些标题的排列已经具有一种“史”的意义。这种“史”的意义其实并非来自我们对中国当代小说史的熟悉——并不熟悉的人也能大致准确地作出上述辨别，而是来自小说标题“文本”本身。正是这种“文本”的意义确立了我们的中国当代小说标题史。 建国初年，使革命文艺“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成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注：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19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在当时广大工农兵还需“识字”、“学文化”的现实情况下，“大众化”、通俗化成为一个年代的美学时尚。当年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赵树理说得十分明确、具体：“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把故事割断了。”（注：《也算经验》，《人民日报》1949年6月26日版。）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初年的小说较多以“故事”为标题：《老桑树底下的故事》（方纪）、《罗应文的故事》（张天翼）、《夏天的故事》（孙谦）、《一个孩子翻身的故事》（洪林）、《戴红花的故事》（陈淼）、《识字的故事》（肖也牧）、《粮食的故事》（王愿坚）等等。也有不少小说以“记”“传”为题：《新儿女英雄传》（孙厥、袁静）、《铁木前传》（孙犁）、《种谷记》（柳青）、《买牛记》（康濯）、《神龛记》（张友鸾）、《地复天翻记》（王希坚）……还有些小说的题目虽无“故事”字眼，却在概括或提示着“故事”。如《登记》（赵树理）、《村仇》（马烽）、《新事新办》（谷峪）、《李二嫂改嫁》（王安友）、《半夜鸡叫》（高玉宝）。其实，这些小说标题中的“故事”只不过是被省略了而已。如赵树理的《登记》开宗明义：“诸位朋友们〔原文如此〕：今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小说分为“罗汉钱”、“眼力”、“不准登记”、“谁该检讨”四节，正好切合一个首尾圆合的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 建国初年的小说既然讲述了那么多的故事，我们不妨称之为“故事情节小说”。故事性小说满足了一定时期的社会审美心理需求，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美学趣味风尚，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凡是故事小说就一定不好。它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上构成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通俗文学热，也表明了当代小说对故事性小说的“扬弃”、而非“抛弃”。但若以动态的发展史的眼光看，一味地讲故事是不能长久的。否则，《识字的故事》、《伤疤的故事》、《登记》的故事最终都会演化成一种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两个和尚，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他说：从前，有座山……这里，“故事”占据主导地位，“和尚”不能不退居其次。设若其间对“和尚”的内心世界予以充分展示，“故事”的进程就会延缓，甚至不成其为故事。这则“故事”在某种意义、一定程度上也昭示了建国初年小说的弱点。茅盾当年在评价这阶段的小说时一语中的：“作品中的故事比人物写得好”（注：《文学创作问题》，1950年《文艺报》1卷5期。）。 1956年，中国当代文学发生重大转折。中国当代社会的每一次思想解放潮流都表现出对“人”的强烈关注。“文学是人学”是当年提出的一个响亮的口号，“人道”、“人情”、“人性”是文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以此为背景，中国当代小说在突破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表现人性人情的创作禁区时，不约而同地都十分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于是当年一批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往往以艺术人物作为题目。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科长》（南丁）、《一个年轻人》（西戎）、《妻子》（李准）、《崛强的女人》（蹇先艾）等等。还有一些小说虽不以艺术人物为题，但它们表现人情人性、对人的关注仍然在标题上留下痕迹。象《美丽》（本村）、《红豆》（宗璞）、《在悬崖上》（邓友梅）、《不幸》（高晓声）这样一些小说标题用语显然贴近人的情感，而与一些“故事”标题旨趣大异。 尽管在次年的文艺界反右斗争中，上述作品几乎一无例外地均受到批判或批评，但奇怪的是，这种关注人物而非关注故事的创作倾向并未改变。也许要批判的是思想倾向而非审美方式，也许当年只知道要批判思想内容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也应该批判审美感知形式，总之，我们看到，《来访者》（方纪）、《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李双双小传》（李准）、《达吉和他的父亲》（高缨）、《腊妹子》（周立波）、《延安人》（杜鹏程）、《政治委员》（唐克新）、《“老牛筋”》（刘澍德）等仍然是一批最有代表性小说的标题。在这里，作品的思想内容迥然变化（《来访者》是一个例外），但着力于人物形象刻划的艺术取向没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