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文化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逻辑环节，它应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文学继续自文学革命以来到1949年后成为主流在“文革”达到顶峰的政治——文学传统，配合新的政治——文化变革而进行的转变，伤痕文学是告别“文革”的一次政治——文学潮流；二、就伤痕文学本是政治——文化变革本身又为文学突破旧的政治——文学模式提供了可能和前景来说，它为文学走向新的文学本性的自身的除旧布新进行了决定性的爆破。这双重使命的完成又只有靠解构和结束伤痕才能完成。因此，正是伤痕文学的兴衰，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关节。 一、伤痕的出现与成形 今天的人拿起从艺术上说已经不堪卒读的《班主任》(1977)，很难想象得出它当年曾轰动海内的盛境。从结构上看，这仍是一篇“文革”模式的小说。“文革”模式有几个要素：一、以正确路线的英雄为主体；二、英雄以正确路线团结和唤起广大群众与反动路线和势力进行斗争；三、正确路线英雄最后取得胜利；四、这三点形成了作品的光明主调。《班主任》是张老师为正确路线的代表，作品中的主体，他领导好学生石红，团结以五学生为代表的广大同学。同受反动路线和错误思想毒害了的学生谢慧敏和宋宝琦进行斗争，最后以张老师充满胜利信心结束。然而，《班主任》在运用“文革”模式的同时却暗转了“文革”的主题。它以知识／无知识／反知识的启蒙主题变换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革命主题。正确路线的张老师拥有知识，宋宝琦无知识，谢慧敏反知识。作品中以一部西方小说《牛虻》作为划分知识等级的标准具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这是一部西方小说，但在苏联和中国“文革”前都受到很高的评价。无知识的宋宝琦在书上乱抹乱划，令张老师非常痛心，但令张老师更为痛心的是，自以为最正确最革命的谢慧敏，把《牛虻》当成黄书！这一情节显出了作品代表的重要意义：以“文革”后反“革命”的知识体系来否定“文革”中反知识的“革命体系”。作品精心地揭示了，石红之所以是有正确是非观念的好学生，在于她有有知识的好父母，宋宝琦之所以无知，在于他有无知识的愚父母，反知识的谢慧敏呢？作品未提及她的父母，这种父母阙如的“无父母”，其实质是认同“文革”信仰：错认父母。张老师与谢慧敏的对立就是反革命（“文革”意识形态）的知识和反知识的革命（“文革”意识形态）的对立。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心理主题。这一主题使我们认识到恢复高考对新时期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徐迟赞扬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当年的巨大影响。张老师并不太耽心宋宝琦的无知识的愚昧，却非常担忧谢慧敏的反知识的革命信仰。这一主要人物结构设置方式使《班主任》中反“革命”的知识与反知识的“革命”不是以直接的敌我对立方式呈现出来，反知识的革命表现在谢慧敏和宋宝琦这两个学生身上，二人在本质上是好人，是好人的受毒害，二人又是学生，代表着民族的未来。这样《班主任》从反知识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知识这一对立中正好以一巧妙的方式推出了80年代的启蒙主题，作品的整个结构和情节安排，都服务于在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这使人联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80年代的启蒙潮流和“五四”的启蒙运动确实有一种内在关联。然而《狂人日记》因其真切的艺术描绘，使“救救孩子”的呼声震动心灵，而在《班主任》中，张老师占主导位置，拥有知识，有石红这样的好学生干部，有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他的“救救孩子”的喊声既矫情又虚假；只有从当时作品外的政治、社会、文化、心理来看，张老师的担忧才有了合理基础。正是这种作品外的合理，使作品获得了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引起了全国轰动，又正是这种作品内的不合理，使作品没有取得艺术上的成功，当作品外的氛围时过境迁，它就不甚卒读了。《班主任》用了“文革”的叙事模式讲出了一个反“文革”的故事，启动了以伤痕文学开始的新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变革，这反“文革”的故事用“文革”的叙事模式讲出，有一个光明的主调，因此《班主任》只是启动而没有自身成为伤痕文学。只有当卢新华《伤痕》(1978)将光明主调转变为忧伤主调，伤痕文学的主体才正式确立，并很快形成为一个时代的巨流。 《伤痕》的主人公王晓华是谢慧敏的一个变形和深入。王晓华父亲早逝，相当于无父，母亲是叛徒，相当于无母，无父母使她认同“文革”信仰：错认父母。王晓华的伤痕是双重的，因为她有叛徒母亲，使她受尽艰难，不得入团（社会——政治上不幸），不得不拒绝恋人（个人生活不幸），又因为她错认母亲（“文革”信仰），她恨自己的母亲，与之断绝了母女关系（心灵的不幸）。谢慧敏仅仅是一个心灵扭曲者，王晓华是灵与肉的全面受难者。在《班主任》中尚存的“文革”模式的几大基点全都被虚化了，作为能否与旧模式断裂的质点，就在于坚持还是保持光明主调。这里，像《班主任》一样，作者用了一系列修辞策略要去平衡由这种故事必然要产生的黑暗／暴露／非本质主调，但从作品中看是故事本身、从作品外看是文化史逻辑的推动，使这种修辞策略失败了。作品把王晓华所在知青群体和贫下中农都写成好人，把她的恋人也写成一个纯情者，从数量上构成（黑暗）少——与（光明）多的对比，但前者实写详细，后者虚写略写使前者压倒了后者。王晓华的母亲最后平反复职了，但她政治上平反了，身体上却不行了，由此隐含了一个平反对她个人的意义。她平反后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愿望是见她的女儿，然而她未能等到女儿的到来就去世了。她的政治平反未能压倒她的人生遗恨。王晓华因母亲的平反而获得了政治的解放，获得了以前爱而不敢爱的恋人，也获得了母亲，然而，她未能在生前见着母亲一面，她以前对母亲的错怪就永远得不到心灵的平静。这样，《伤痕》平衡光明／黑暗，歌颂／暴露，主流／支流的政治学的叙事逻辑在艺术学的故事逻辑面前失败了，而正是这一失败使伤痕文学之为伤痕文学成功了。《班主任》发表时受到举国上下的欢迎，在于它虽然呼出了时代的新声，但沿用了“文革”模式，《伤痕》发表时引起了海内的震惊和激烈的争论，就在于它公开背离了“文革”模式。 《班主任》是以民族的大故事去叙述伤痕，叙述者从在历史的新陈代谢长河中国家的未来这一发展逻辑去讲谢慧敏，一个不自知受害而已受害很深的孩子的故事，解救这颗错认父母的心其实是很容易的。《伤痕》却是在民族大故事的背景中讲的一个个人的小故事，王晓华母女的苦难和二人永远难以弥合的创伤。它暗中地把历史——文化的大故事转为了个人命运的小故事：独特的唯一的个人的具体存在的故事。当然，这一在80年代才慢慢明晰和高扬起来的文化上的人的主题和艺术上的个人故事，在伤痕中只是被包蕴着，还未被理性地和逻辑地认识和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