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概念 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主要不是被我们称为“当代文学”的性质或特征的问题，而是想看看“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被“构造”出来，和如何被描述的。由于参予这种构造、描述的，不仅是文学史家对一种存在的“文学事实”的归纳，因而，这里涉及的，也不会只限于（甚至主要不是）文学史学科的范围。 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的质疑和批评。另一些以“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世纪中国文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虽然也有的学者觉得，它们也还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注：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将要大量出现的时候，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之一近日参予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却仍沿用“现代文学”的名称。他们认为，“尽管这些年学术界不断有打破近、现、当代文学的界限，开展更大历史段的文学史研究……的建议，并且已经出现了不少成果”，“但由于本书的教科书性质”，以及现有的学术研究格局，“以‘三十年’为一个历史叙述段落，仍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为着“展开更大历史段的文学史研究”，从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出发，建构新的体系，更换概念，改变分期方法，这些都很必要。但是，对于原来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审察，分析它们出现和被使用的状况和方式，从中揭示这一切所蕴含的文学史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也是一项并非不重要的工作。 80年代中期，北京和上海的学者分别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新文学的整体观”的学术思路，其中便已或明或暗地包含了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划分的批评。随后，陈思和在他的论著中，又进一步将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历时地区分为“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三个阶段（注：参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本文的引述据《陈思和自选集》第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关于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曾以《一本文学史的构想》为题，编入陈国球编，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版《中国文学史的省思》，编入《自选集》时作者作了“重大修改”，《陈思和选集》第22-26页）。）。陈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人为的划分”的提示，对“现代文学”概念的“意识形态”涵义的指明，以及在观察这一问题时注重历史过程的视角，都富启发性。这可以作为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当然，如果吹毛求疵而略作补充的话，尚可以指出，第一，所说的第二个阶段，准确地似应是“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研究阶段。也就是说，“现代文学”是对应着“当代文学”概念的，它们的出现既在同一时间，其涵义也只是在对应、相互限定的关系上才能确立（注：王宏志说，“众所周知，‘现代文学’一词，其实是相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历史的偶然》第47页，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版）。虽说是“众所周知”，但还未见到对这个问题的较充分论述的文字。）。第二，文学史的概念和分期方法，都包含着政治、历史、社会、教育、文学等因素的复杂影响和制约——因而，也可以说都有着“意识形态”的涵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都有“人为”的性质，而不独“现代文学”为然。问题只在于这种“意识形态”“人为性”的具体涵义的分别。第三，这种“人为的划分”，对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来说，不仅是文学史家“事后”（对已逝的“历史”）的描述，而且更是文学运动的发起者、推动者对所要争取的文学前景的“预设”，对某种文学路线的实施。就后者而言，这里提供了观察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运动开展之间复杂关系的实例。 这样，对“当代文学”概念辨析，便有了讨论的基点。这就是，从概念的相互关系上，和从文学史研究与文学运动开展的关联上，来清理其生成过程。讨论的是概念在特定时间和地域的生成和演变，这种生成、演变所反映的文学规范性质。另外的角度，譬如从“语义”上，从概念的“本质”上，来讨论“当代文学”的涵义及相应的分期方法的真伪、正误，也许不是没有意义，但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 “新文学”与“现代文学” 在讨论“当代文学”的生成时，我们无法离开对“新文学”与“现代文学”概念的考察。正如前引的陈思和文章中指出的，“新文学”概念（或作为文学史学科的“新文学史研究”）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史研究”）之间的使用，呈现为相衔接的两个阶段。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指出，“新文学”概念（或“新文学史研究”）被“现代文学”（或“现代文学史研究”）取代的过程，也就是“当代文学”概念（或“当代文学史研究”）生成的过程。甚至可以说，这种“新文学”与“现代文学”概念的更替，正是为“当代文学”提供生成的条件和存在的空间。 大致在50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文学史论著和作品选，大多使用“新文学”名称。在这期间，“现代文学”概念很少见到，个别以“现代文学”命名的著作，也主要作为“现时代”的时间概念使用（注：如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河南前锋报社1944年版）。这里的“现代”，是“现时代”的意思。前此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钱杏邨）、《现代中国女作家》（黄英）、《现代十六家小品》（阿英）等的“现代”，也都是这样的意思。）。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1932），《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王丰园，1935），《新文学概要》（吴文祺，1936），《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壁主编，1935-1936）等。同样使用“新文学”名称的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虽然晚至1982和1986年才正式发表（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原稿本保留下来的有三种，80年代初经赵园整理后，发表于《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是1939-1940年在鲁艺的讲课提纲，正式发表于《文学评论》（北京）1986年第1、2期。），但都产生于二三十年代，是作者在学校里授课的讲稿。使用“新文学”概念的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50年代一段时间。除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外，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1951，下卷1953），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1956），这些出版于50年代前半期的文学史著作，也都称为“新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