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近代百年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作为反映和记录这段可歌可泣民族解放斗争的文学，是一个伟大时代苦难历史的文化遗产，理应很好地加以继承和研究。但是，回顾1937年至1997年前后60年的研究历史却可以发现，这段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岁月和那些足以彪炳史册的文学业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印痕。笔者写作的，就是为了疏理抗战文艺研究60年的历史，使那些断断续续的印痕清晰和连贯起来。 大致说来，抗战文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7年至1949年，即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至新中国成立时期；第二时期为1949年至1978年，即新中国成立至中国改革开放前时期；第三时期为1979年至1997年，即中国改革开放后时期。这样划分，仅仅着眼于能清晰地反映出每个时期抗战文艺研究的特点和得失。有的时期只作大略的说明，有的时期又分若干较小阶段，以史料的多寡和便于叙述为依据。 一 第一时期：1937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又分为抗战前期、抗战中后期和抗战胜利后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至1939年。卢沟炮响，战争骤起。不久，抗战文学在烽烟中诞生，对于抗战文学的探讨和研究同时开始，表现为对创作的评论和文学运动的指导两个方面。 1937年8月24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发表于该报创刊号上阿英的《抗战期间的文学》和9月13日茅盾的《展开我们的文艺战线》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研究抗战文学的最早的文章。阿英的文章指出，文艺界“和全面的战事配合起来，很多地方都不免有‘不够’之感。运动的中心，依旧是停留在知识阶层上面。这样，我们所能收得的效果是不会怎样广大的。为着保障战争的胜利前途，我们不能不更进一步的向全国的文艺家要求，希望在共同努力下，能更广泛的把读者对象伸展到广大的小市民里去，工农大众中去”。（注：阿英：《抗战期间的文学》，《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茅盾的文章评述了抗战文学“把陆空军将士们英勇的勋业作为中心题材”的“单薄”，论证了战时文艺创作中题材的广泛与多样化问题，指出文艺应“从抗战将士的英勇壮烈的牺牲奋斗到一切其他方面！”（注：茅盾：《展开我们的文艺战线》，《救亡日报》1937年9月13日。） 最初的对于抗战文艺的探讨，着眼于文学如何服务抗战，作家和文学如何适应战争的形势，在动员人民、推动抗战中尽自己的力量，成为文艺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抗战开始后，欧阳凡海就说过：“我们曾不断加紧技巧、形式等等的研究，注意各方面问题的发掘，各种材料的搜集，以使我们的文学艺术这一武器更为锐利、更有效地为抗战服务。不过我们要使这一切的研究，注意都能服从于抗战，这是一定不移的原则。”（注：欧阳凡海：《论文艺动员的成果缺点及其任务》，《新华日报》1942年2月8日—2月11日。）周扬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我们的态度》、艾思奇的《抗战文艺的动向》、茅盾的《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冯乃超的《作家与生活》、周行的《我们需要展开一个抗战文艺运动》、欧阳凡海的《抗战后的中国文艺运动及其现状》、天佐的《抗战文艺的路线》等一批论文，都涉及了这一主题。 周扬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是这一时期的一篇重要论文。该文将文学和作家置放在“旧的在被血所洗涤，新的正在向刚健的形成的过程中，一切的人们都有被民族革命的风暴所冲击震荡”的战争背景下加以审视，文中论述了诞生于烽火中抗战文艺与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关系，他明确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一直和民族解放运动不可分离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贯穿了从《狂人日记》以来的一切优秀作品。国防文艺、抗战文艺是这个传统的正当的继承。”在分析了文学面临的现实后，提出了摆在作家面前的新的问题是：“作家的生活应和抗战的实际紧密地联系着。”此外，抗战对于作家是一个生疏的主题，在表现形式上也存在着必须改变的困难，他批评了某些作家自鸣清高的恶习，轻视小形式和鄙薄通俗化的缺点，指出：“如何改变旧的生活方式，真正的深入到现实中，到群众中去，实地去接触那赤血淋漓的生活现实，并用适合的形式去表现它们，这就是抗战提供于信息社会面前的问题，都需要他们去解决的。”（注：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茅盾在一篇文章中也表述了完全相同的看法。“文艺必须抗战，抗战需要文艺”这是许多文艺家对于文艺与抗战紧密关系的共识。郭沫若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中说：“一切文化都集中在抗战这一点，集中在于抗战有益这一点。”（注：郭沫若：《抗战与文化问题》，1938年6月20日《自由中国》第3号。） 在短时沉寂之后，文坛上涌现出反映抗战现实的报告、特写、朗诵诗、街头剧等大批小型抗日作品。这些作品主题鲜明，内容集中，形式多样，短小通俗，迅速反映了抗战初期热气腾腾的时代气氛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社会各界所注目，自然也引起了文艺评论界的分外关注。罗荪在《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中说，报告文学“是一种伟大的战斗时代所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最适合于反映这快速变动的文艺形式的一种”。在文章中他论述了S·M的《从攻击到防御》、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东平的《第七连》、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等优秀作品，称赞这是战争中“最适合、最广泛被使用着的形式”。（注：罗荪：《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61页。）他在另一篇文章中逐一驳斥了对于“新的文学样式”的种种曲解和误解，认为“报告文学成为抗战文艺创作活动中的成功的一样式，而且是宣传、教育大众认识现实的最好的武器”，称街头剧和活报剧为“两种最能反映事件的新形式”。“此外如演讲文学、街头诗、墙头小说等都是为着适应当前的需要而创造的样式”。（注：罗荪：《抗战文艺运动鸟瞰》，1940年1月15日《文学月报》第1卷第1期。）以群在论述抗战文艺的特点时说，“这一类小型的作品，就成了战时文艺的主流！”认为“这一切的事实说明了中国文艺随着社会现实的演变而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胡风对于抗战的报告文学更是倾注了热情，他写了《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等几篇文章加以探究，评述这种“新情势下的新形式”。他赞扬报告文学说，“它和战斗者一同怒吼，和受难者一同呻吟，用憎恨的目光注视着残害祖国生命的卑污的势力，也用带泪的感激向献给祖国的神圣的战场敬礼……而读者的我们明显地感受得到，作者们是希求着把这怒吼、这呻吟、这目光、这感激当做一瓣心香射进不愿在羞辱里面苟且偷生的中华儿女们底心里的”。在披阅了100多篇报告文学作品后，他指出当时创作中的弊端是报告文学在表现上的平铺直叙，空喊狂叫，单纯的歌颂或是批判，他期待着报告文学成熟之后“集体的史诗”的出现。（注：胡风：《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1937年12月16日—1938年1月1日《七月》第5-6期。）研究这一阶段小型抗日作品的重要文章，关于诗的有高兰的《诗的朗诵和朗诵的诗》、锡金的《朗诵的诗和诗的朗诵》、朱自清的《抗战与诗》；关于报告文学的有欧阳山的《论中国的报告文学》；关于街头剧的有葛一虹的《论活报剧》、胡绍轩的《街头剧论》、光未然的《论街头剧》、《“战时戏剧”引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