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现代文论的观点来看，文学史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文体演变史，一个时期的文学风貌和基本形态是反映在文体上的。因此，五四“文体大解放”作为新文学运动本体论意义上的辉煌成果，其地位理应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但对五四文学的宏观研究，以往人们总是侧重于探讨五四文学精神和思想解放运动，或者偏于从语言变革的角度论述白话文学运动的意义，即使研究五四文体，也往往局限于具体作品文体、作家文体或流派文体的概括，而对五四文体革命的系统性研究和整体把握较为少见。本文拟从多层次多角度对五四文体意识的现代觉醒作一番粗略的考察。 目前理论界对“文体”这一概念的见解颇多分歧，在对文学对象进行文体批评和文体研究的时候，“文体”一词的使用也是不尽统一的。因此有必要首先对“文体”的内涵进行一番较为细致的界定。伴随着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理论界中的地位的日益上升，文体的研究与语言符号研究的联姻已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在文体这一概念里，显然包含着言语主体（人），言语载休（由一定的语言词汇、规则所构成的言语链），以及言语信息等三大要素，而文体的一个显著的功能即是将这三者凝固起来，从中显示出独特的审美意蕴，从而确立起本体的美学价值。由此可见，理解文体必然突破传统美学对文学作品形式与内容的机械分割。文体既不仅仅是形式，也不仅仅是内容，它同时既具有形式的一面又具有内容的一面，这一切都以胶着的状态统一于文体的话语流程中。由于上述三大要素的千差万别，在文学史上涌现出了五彩缤纷、形态各异的文体，这些文体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既成产品成为我们探求过去文学发展变迁的主要依据。如果借助于语言符号学的理论视角，我们会发现这些文体与文体之间的区别尽管复杂微妙、难以捉摸，但也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对语言符号的选择，包括语种、文字、词语乃至标点符号等等；一是对语言符号的应用，也即语符的编码方式，这又包括句式、结构等等。这有些类似于索绪尔理论中所提出的语言的“纵聚合关系”与“横组合关系”，但范围要大得多，因为这两个方面是统一贯穿于整个文体体系之中的。我们不妨将这两个方面统称为话语体式，它可以包括小至一个文字、一个词语的选择与运用，大至一个作家乃至一个时代对语符进行选择与运用的总体特征，当话语体式物化呈现为话语形态，也便形成了文体的物质形态。从表面看，它确属于形式的范畴，但这是由于只进行了静态的表层的把握，要对文体作深入的理解还必须从动态的内在的形成过程中加以考察。 这就需要了解作家主体为什么这样选择和运用，换言之，文体不是解决写什么而是解决怎么写的问题。文体的构成，文体的风格最终标示着创造主体艺术劳动的全部特征。从创作主体的心理特征推断文体风格，或者以文体的风格推测创造主体的心灵秘密（大多数情况下是双向研究的互补），历来是研究文体的一对基本思路。因此我们每提起一位大作家，总是往往首先想到他的话语方式，即他的文体特征；而每读到一部好的作品或其中的某些句子，总能从其特有的话语方式中猜测到作者是谁，他的个性和人生观是怎样的。 我国五四时期的文体革命便导源于整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变化，若没有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对作家主体意识的冲击，普遍的文体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说文体具有内容性的一面，并不意味着作品所涉及表达的题材、主题、思想意义等都从属于文体的范畴；其实作家头脑中在创作之前就已存在的纯思想的东西不仅不属于文体本身，也不是文学艺术本体论的意义所在。文体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活动的结晶，它的价值在于通过独特的艺术构思方式将人人都能明了的描写对象采取了独特的语言重构，其本体意义即是语言符号的审美创造，思想只是它本身之外的东西。那么文体内容性的一面体现在哪里呢？它是指剔除了具体的思想内容之后由文体所潜在的主体的个性化的审美心理结构。尽管作家主体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审美心理意识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但却不是直接进入文体的创造，而直接决定文体话语体式的则是主体的审美的心理——精神结构。总之，可以这样认为：文体就是文学作品中由主体的审美心理和精神结构所物化产生的话语体式。 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描述文体的内部构造规律。文体是由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和物化机制三个层次相互作用有机地构成一体的。表层结构是指我们可具体感知的话语体式，它像浮雕般突凸，又像作家的指纹一样具有不可重复性。它包括语符的选择与编码方式及这种方式所表现出的特有的笔调、氛围、风格等等。深层结构是具体可感的话语方式、结构所潜隐的主体心理精神结构，包括美学的、情感的、个性的结构等等。完成主体的心理——精神结构与作为客观存在的话语体式的同构物化，是以艺术思维方式为中介的，因此作家主体的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不仅是心理结构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作为文体的物化机制将深层结构呈现为符号化的结构实体。这样一来，在对文学作品或文学史进行文体学批评和研究时便可以从进入文体的内部结构，分析不同层次的结构方式及各层次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总结其总体的风格特征和审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