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祭品的血 鲁迅在小说《药》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毂觫的故事：在本世纪初的江南某地，一位病者的家属从刽子手那里谋得一死刑犯的鲜血，制成“人血馒头”，用以治疗其患病的儿子。在小说中有一段关于“人血馒头”的描写： 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这一段描写甚为简略，但是“血”作为一个意象，仍然相当触目地凸现在读者的眼前。其实，在更早一些时候写在的《狂人日记》中，已有对血的意念的暗示： 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用“吃人”来比喻旧礼教在扼杀人性方面的残酷性。在这一点上，《药》与《狂人日记》是一脉相承的。血，通常被视作人的生命之菁华和本原。“吃人血馒头”即是以隐喻的手法，更加含蓄而且更加深刻地表达了“吃人”这一基本主题。 《药》使血的意念得以确立，并赋予它以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流血，在中国历史的变迁中，也的确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然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血的意念的最初形态是以“人血馒头”这一奇特的形式出现的。一份普通的食品，蘸上些许（牺牲的）血，立即变成了一份药品；一次普通的摄食行为如是奇妙地转变成为一次性命攸关的医疗活动。这一奇妙的转变，包含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秘密。 鲁迅本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仇恨是众所周知的。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指责过中医在理论上的荒谬和在实践上的危害。的确，如果站在现代医学科学的立场看，传统中医理论中夹杂了许多不可理喻的内容。医术有时近乎巫术。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中国传统文化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同源性。（注：参阅周作人：《萨满教的礼教思想》，见：《周作人文远》，第1卷（钟叔河编，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年）。）特别是在人体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更具萨满教色彩。（注：参阅周作人：《论女裤》、《上下身》，见：《周作人文选》，第1卷。）从“吃人血馒头”作为医疗手段这一点来看，似乎是原始宗教中的“血祭”仪式的残余。事实上，原始祭祀活动也经常含有医疗的动机。在原始祭祀活动中，人们相信，通过杀死并吃掉“活祭品”，可以攫取牺牲者身上的某种生命因子（比如“魄力”之类），从而使病者康复、体弱者强壮、怯懦者勇敢。很显然，《药》中的治疗故事也是一次带有萨满教色彩的“医疗—祭祀”活动。其中，血的本质乃是祭品。 从较为浅表的层面来看，《药》中的故事是对传统医药文化的否定性的讽喻。可是，在更为深刻的意义层面上，鲁迅则又重新启用了“医疗—祭祀”的巫术功能。在鲁迅看来，在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中，革命者不得不成为牺牲品，不得不用自己的血作为一剂良药，来疗治国民精神的麻木症。正如他的诗句中所表示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与鲁迅本人特殊的二重身份（医生兼启蒙思想家）相一致，医疗活动与启蒙活动在他那里总是存在着一种隐喻关系。启蒙总是类似于一项医疗活动，如同一次服药，一次注射或一场手术。并且，在其他启蒙思想家那里，情况也大致相同。（注：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认为，作为国民精神启蒙之工具的小说有“熏、浸、刺、提”等四大功能。这些功能基本上与中医的疗法类似。“治疗”与“启蒙”在这里有一种互为转喻的关系。）在这里，鲁迅（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之中：在关于肉体的医学层面上被否定的“医疗—祭祀”活动，却在关于精神的启蒙层面上获得了肯定，并被袭用。启蒙就像是一个神话，牺牲者的自觉献祭是其必不可少的仪式。通过血的巫术功能和神圣化倾向，启蒙精神在其所摧毁的神话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了关于其自身的神话。 然而，鲁迅的复杂性在于，他的启蒙意识本身亦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赋予牺牲的主题以悲剧性的力量，使之达到神话的高度；另一方面，他又对启蒙的实际效能在一定程度上持怀疑态度。比如，在《药》中，他安排病者（华小栓）以一个死亡的结局，多少已暗含了对疗救神话的不信任。而在《野草》中，这种不信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甚至达到了绝望的程度。 《野草·复仇》一篇首先设想了一种类似于“血祭”的情形：以利刃击穿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并描写了这仪式化的行为所含具的宗教迷狂般的体验。接着，又安排了一对“祭品”的出场：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将要拥抱，将要杀戮…… 这一场景类似于上古时代关于生育神或谷物神的祭祀仪式的一部分。（注：参阅张闳：《〈野草〉的空间意象与文明颓败意识》一文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1996年，第4期。）但是，这一仪式在《复仇》中并没有最终完成。“他们俩”既不拥抱，也不杀戮，只是枯立着，仿佛要永远这样下去。结果是“祭品”以及仪式的观赏者一同沦于生命的干枯。而“他们俩”尚且—— 以死人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牺牲品的拒绝姿态使祭祀仪式陷于中断，血的动机走向了神话的逻辑之反面。另一方面，因为是“无血的大戮”，仪式的意义核心也就被抽空。这样，一场模拟的祭祀仪式从形态到意义都归于空虚。这也正是“复仇”主题的基础。“祭祀”（或“疗救”）的庆典，变成了“复仇”的荒诞剧。 不过，《野草》毕竟是鲁迅处于思想的非常状态的作品，其特定的“反神话”气息不仅于当时的文学精神格格不入，也与他本人在《呐喊》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倾向相去甚远。如前文所述的《药》，则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结构形态上，都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不仅如此，从文体学角度看，它同时亦保持着神话所特有的庄重而又神秘的特征。 在叙事上，《药》采用了一种二重的结构。其显性线索为医疗故事，其隐性线索为牺牲故事。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过医疗故事呈示出来的、关于牺牲的“寓言”。寓言性的结构保存了神话式的神秘性。牺牲作为一种仪式是被暗示出来的，其具体的过程包括牺牲品、祭司（或刽子手）、祭坛等，基本上被处理到隐匿状态中。（注：人们往往将《药》中的康大叔当作执行夏瑜死刑的刽子手，但小说中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康大叔只不过是一个狱卒之类的角色（也就是所谓“皂隶”）而已。他的“玄色”的衣服使人们误把他当作刽子手。事实上，真正的刽子手——“一个浑身黑色的人”——只是在交“人血馒头”的时候露过一次面，而且，还未待华老栓看清便消无了。）更为奇特的是，在故事的结尾处，鲁迅在牺牲者的坟墓上安排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花环。这一情节有些突兀，与整部作品的风格不一致，但它却帮助了仪式的完成。这样，一个祭祀仪式就显得更加完整、彻底。神话学的完整性要求比美学的协调性要求更强大。从另一方面看，对仪式过程的隐性处理，避免了仪式本身的残酷性的一面。这也正是神话仪式的必要条件之一。祭祀，尤其是“血祭”，如果不具有起码的神秘性，而是一种过分公开的活动的话，那么，它与杀戮也就没什么两样。如果直接观察祭坛，也就会发现，它几乎就是一个屠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