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中国诗歌的历史在整个中国诗歌约三千年的历史长河（《诗经》是一部周代诗选，周代以前即公元前1066年以前的时期算作诗歌的起源时期）中，也只是短暂的一刻。然而这占了中国诗歌历史三十分之一的20世纪诗歌创作，又正是中国诗歌的而立之年。从这一方面看，我们有理由要求卓然超群跻身于世界之林的伟大诗人的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20世纪中国诗歌它不单是中国诗歌三千年历史的一个年龄的增长，在这一百年内中国诗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转型。这一百年是中国古代诗歌向现代诗歌蜕变的转型期，是中国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容纳新潮，全面走向世界，实现中外诗歌大融汇的历史的崭新时代。在这一转型期的一百年，它给中国诗歌提供了任何一个世纪都无可比拟的新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并不成熟，但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中国诗歌未来的发展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一 19世纪末，即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夏曾佑、黄遵宪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大胆地把口语中的词汇与现代科学知识词汇写入诗中。“诗界革命”反映了维新派改革传统诗歌的愿望。但是，他们却没能打破旧诗壁垒，实现中国诗歌新的投生。其主要原因，在于维新派是从社会改良出发，缺乏文学观念变革的现代意识，不敢从根本上颠覆文言文的霸主地位与传统诗词的旧格律。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在旧诗体的框架内装进“新思想”、“新意境”、“新名词”。 20世纪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历程是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开始的。作为中国诗歌现代化开端的标志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文言合一”的旗帜下，彻底地否定了传统诗歌以文言文为诗歌书面语言的正宗地位，代之而起的同大众口头语更加接近的白话文；从“五四”白话诗歌运动开始，白话文便成为了一种现代书面诗歌语言的主要形式。而且这种现代白话诗歌语言较之文言文，它更能自由地接纳外来诗歌语汇与语法形式，为创造新的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提供了更加自由的条件。当现代白话语言成为中国诗歌的语言载体时，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变革才成为可能。其二，以“诗体解放”为旗帜，对传统诗词的旧格律予以彻底否定。在白话诗歌运动中，胡适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注：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95页。）这场语言文体形式的变革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诗词格律形式与现代语汇、现代人的现代生活感受相悖的矛盾，是中国诗歌得以面向世界，接纳新潮，具有真正现代化意义的一个开端。 与胡适在白话新诗运动中语言文体革新的成果相比，郭沫若则实现了中国诗歌思想观念与审美观念的更加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深层变革。郭沫若对中国诗歌的贡献表现为：其一，在20年代，贡献了最富有新世纪时代色彩的现代思想。他的《女神》以对自我新人格的极力推崇与张扬，以“力”与“动”的精魂与气概形象地浓缩了狂飙突进的20世纪创世精神与宇宙意识，郭沫若成了一个英雄时代的代言人。其二，面向世界的先锋意识，赋予了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的开放性品格。郭沫若广纳外来新潮，他的《女神》表现出宏大气概与超越陈腐、奔向现代的新进品格，把中国诗歌带向一个与外来诗潮相呼应相激荡的新时代。其三，他的《女神》已较少《尝试集》的旧胎记，初步实现了对中国古代诗歌形式的真正取代。《女神》以其新时代的理想，壮阔的力量，磅礴的气势，火爆的抒情，紧张、粗砺的形态，不拘一格的文体，大大地开阔了中国诗歌的表现领域，鲜明地改变了中国诗歌的审美格调。至此，一个具有现代审美意义的浪漫主义艺术体式开始确立。 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运动与郭沫若代表的现代浪漫主义诗潮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歌现代化的开端。传统的诗歌观念与诗歌体系受到了根本性动摇。“五四”新诗运动依仗着强劲的“五四”思想文化解放运动，迅捷地夺取了古典诗词垄断了几千中国诗坛的霸主地位。 20年代初期的中国诗坛面临的是旧诗的大厦已经倾颓，而新诗的殿堂又尚未建立的一种无序状态。“五四”新诗人在初创期探索中的稚嫩与缺失又成了守旧派攻击的把柄。在新诗的这一茫然期，出现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与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他们继续致力于“五四”新诗运动的现代化探索，总结“五四”新诗运动的成败得失，各自开出了救治无序状态的“药方”，李金发奉西方象征主义为“中国诗坛的独生子”（注：李金发：《卢森著疗〈序〉》。），期望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直接接轨同步。他的象征诗以其“怪异”诗风与陌生化形式，表现出与传统诗歌和谐优雅诗风的格格不入。而新月派诗人不赞同“五四”诗潮对传统诗歌的极端化对抗，主张从传统诗歌中汲取有益营养，自觉容纳欧美近代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韵，试图建立一个以“节制”与“和谐”原则为核心的新格律诗规范体系。尽管象征派诗人与新月派诗人的探索都有各自的片面，但是他们共同改变了20年代初期诗坛的散漫无序状态；并以各自新的价值规范的确立，把失范中的的新诗纳入到了现代化探索的不同航道中。从此，新诗结束了新旧蜕变期的尝试，开始了向新格律诗派追求的唯美方向与象征派提倡的“纯诗化”方向发展的新阶段。他们的探索代表了中国新诗在20年代向着现代化方向的新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