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愤不平地说国民党“反共爱国主义”教育使人不能以“爱与同情”去评价“皇民文学”，恢复“皇民文学”的名誉，离开事实就不免太远了…… 二月十日的《联合副刊》上刊有张良泽先生（以下敬称略）的文章《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文章虽短，值得严肃商榷的地方却很不少。 张良泽说他对于在他的高中时代编过“反共壁报”，参加过“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参加过“反共演讲”，觉得很后悔。他也对于在大学时代写过“反共文学”，以及在七○年代研究台湾文学时，因基于他当时怀抱的中国“民族大义”而批判过“皇民文学”，深觉悔恨。 五○年代的高中生办壁报，可以办得才华横溢，但是一般地绝不可能不反共一番，因为壁报是作为学校党、安全、思想工作的核心训导处所督管的。而五○年代台湾的中学，在白色恐怖政治肃清之后，根本不存在有“反反共”的左倾思想和知识的学生和他们的斗争，学生只能跟着教官和教师反共，不存在当时中学生必须在左右、在国共、在进步与反动之间做出实践选择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后悔当年的无知与怯懦的问题。 至于救国团，当年凡是高中生，都不能不是救国团的团员。救国团是以高级中学为单位（大队）全员编队的。正如初中（今之国中）生皆须编入“童子军”，凡高中生莫不是救国团的团员。因此，张良泽也似乎没有理由为此扼腕乃尔。 然而参加了反共演讲，写过以反共抗俄为主题的文艺作品的张良泽，确实就比较突出了。这使我回想起我在高中和大学时代那么几个国民党积极份子学生。在被迫去听讲的比赛会场上，我看到过他们讲得热血沸腾、字正腔圆，尔后看着他们穿着浆烫过的青年服，上台领奖，神采飞扬。我也在大学时代的校刊上读过被排满文艺版的文艺学生的“反共文学”作品，生涩荒芜地写着“残暴共匪”的故事。如若从严肃对待自己的立场出发，对于已经具有行为、思想和选择能力的青年期，争取过“反共演讲”和写“反共文学”的荣誉的自己表示遗憾，则毋宁是一种值得推许的反省态度。但如果张良泽没有以为了苟活（“活下去”）和为了立志“当作家”而有不断发表作品（包括“反共文艺”）之必要为解辩，则在冷战和反共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的台湾六○、七○年代，基本上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张良泽对于他曾以中华“民族大义”批判过“皇民文学”，深感“后悔”当初之“无知”，问题就比较复杂，应当深入探讨。 反共和皇民主义 张良泽认为，在“如今回想起来”时深为“后悔”的少时反共和批评“皇民文学”的“无知”行为，“都是三十年间接受了‘反共爱国’教育的必然结果。”办反共壁报、参加“救国团”、参加“反共演讲”比赛、写“反共文学”发表……当然和五○年代以降国民党的“反共爱国”教育有关。但是以“民族大义”“痛批”“皇民文学”的思想，却未必和这“反共爱国”教育一致。 做为一九三七年侵华战争精神动员手段的皇民化运动，是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形态。而法西斯主义的背景，在于第一次战后西欧和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化，在资本独占体利润下降，中下层资产阶级破产，农村疲惫，而林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纷扰不休，政局动荡。为了恢复和维持独占体的利润率，恢复经济发展，贫困化的资产阶级市民和农民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投向军事性独裁的国家，让国家去压迫和清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并以极端反共右翼的铁腕统治，维持资本积累所必要的秩序。强烈的反共政策和残暴地肃清、镇压各左翼人士和团体是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政策。而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核心力量，正是各国、各民族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民族战线。因此，做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意识形态，恰恰是极端的反共主义。因此，“反共”教育绝不“必然”带来批判皇民主义的“结果”。恰恰相反，很有一些人主张离开中国人立场，重新评价皇民文学；主张皇民化虽然不曾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却使台湾人变成不是中国人而予以正面评价；主张要以什么“爱与同情”去重新“认真”“解读”皇民文学，恐怕才是以极右反共论为基点的台独论的“必然结果”吧。 至于“反共爱国”教育，恐怕也要分别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的爱国论。杨逵被判刑十年，理由据说是“爱国过激”。彭歌指责乡土文学派“爱国过于激切”而必欲置之于死地。反对美日帝国主义之间把中国领土钓鱼台私相授受的保钓爱国运动，受到“台湾当局”彻底的镇压。日本战犯岗村宁次应蒋介石之邀，组织以日本前二十三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为中心的日本右派校佐，组成“白团”到台湾秘密训练台湾军队准备“反攻大陆”。这个由日本右翼将校组成的“白团”，在战后来台秘密组训台湾军队时，有这样的誓词： “今赤魔逐日风靡亚洲大陆。崇尚自由和平，深知中日合作之切要之中日两国同志，皆以为此乃为亚东反共而联合、为共同防卫而崛起，相互密切合作，为防共而精进之秋也。 “兹日方同忧共谋，欣然应欲打倒赤魔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招聘，期为中日恒久合作之础石也。” 此外，日本战犯岸信介、儿玉誉士夫，右派政客藤尾正雄等人，一贯是蒋介石的座上客。今天，有一群日本右派学者，也是出入“总统府”的上宾。今天的国中新编教科书，充满着对日本在台殖民历史之美化、正当化与合法化的叙述。因此，愤愤不平地说国民党的“反共爱国主义”教育使人不能以“爱与同情”去评价“皇民文学”，恢复皇民文学的名誉，离开事实就不免太远了。真正的事实是，在青春期间狂热地度过“皇国少年”的一代，自台湾光复以后，从来不曾像今天那样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言论上昂扬得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