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从政和对政治生活真正感兴趣的目前还是极少数，而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她们对社会政治热切关注的实是凤毛麟角，而陈若曦则是这少数中的一员。”（注：朱蕊：《陈若曦印象》，《港台文学选刊》94年第12期。）这无论是对陈若曦还是其创作都已是公认的评价。陈若曦留学美国时，结识留美博士段世尧，受他政治热情的影响，从“害怕政治”，一变而“热衷政治”（注：陈若曦：《述说四十六年》。）。1980年，为“高雄事件”二度谒见蒋经国，1985年，又受到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接见，谈论“一国两制”方法统一祖国的可行性问题，后又投身于世界环保运动，俨然一个热心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交家。从台湾六、七十年代经济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到七、八十年代的政治民主化运动，从大陆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到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都在她小说中有所涉及，海峡两岸政治的风云变幻，都在她作品中留下痕迹，其小说创作，可谓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实现了她“坚持写实主义道路，为文言之有物，也崇尚民族和社会使命感强烈的作家”的承诺。不过，如果我们细心地考察一下她的小说文本，并进一步追问：陈氏作为一个作家最成功之处何在？其作品最感人的东西是什么？就会发现上述公认的评价仅指出问题的一面，也没有击中陈氏创作的要害。实际上，她的小说夹杂着“私人话语”和“公共话语”，交织着个人化写作与宏伟叙述。表面上看，她是“少数中的一员”，她的内心深处仍是和大多数女人一样，其创作也和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女性化的个人化写作是她的擅长，背离这一方向，她的创作就可能出现游离、断裂，从而削弱感人的艺术力量。 个人化写作是个人经验的自由书写，个人情感的自然渲泄，反映个人的愿望，这种经验、情感和愿望没有被作者放入历史之河来观照。值得注意的是，这经验、情感、愿望并不完全直接指向作者，而是那个拘于一己范围之内体验、渲泄的叙述者，甚至人物。她（他）们可能与作者几近于同一，也可能有很大背离。对于女性作家，个人化写作还包括被道德、伦理、男性话语权威压抑了女性意识和经验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流露。代言人写作的作者并不代表他个人，而是充当“普遍知识分子”的角色，他站在民族、国家、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反映民族、国家、人民的愿望，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一定社会时期的本质。这两种写作迥然不同，但也不存在一条绝无可能跨越的鸿沟。陈染认为“每一个个体都代表着全人类”（注：陈染：《另一扇开启的门》。），陶东风则认为私人经验的“提升”是“赋予私人经验以深广的人性内容与哲学、文化内涵，是自然地在“小我”的基础上的扩大而提升，而不是‘小我’迫于‘大我’压迫消失”（注：陶东风：《私人化写作：意义与误区》《花城》97年第1期。）。陈氏有的小说中的“小我”被“自然地”“提升”， 有的则“小我”和“大我”并存，并呈现出断裂。 陈氏创作热情的勃发，与其说是内部的觉醒，还不如说是外部的催发，她是在非自觉意识的支配下拿起文学之笔。1960年，《现代文学》创刊，她由应付必修课的作文，转而为刊物创办人赶任务的创作，写下了《钦之舅舅》、《灰眼黑猫》、《巴里的旅程》、《最后夜戏》等作品，在这过程中，她创作的主体精神的觉醒，使她发现她的写作走向了非自我化，其创作成为“他者”，因而她果断地改道，“回头再写我熟知的乡土人物”（注：陈若曦：《述说四十六年》。） 使其前期写作非自我化的因素之一是：在意识层面上背离了代言人的身份。陈氏家境贫寒，使她易于同情弱者，又自幼目睹日本对台湾人民的欺压，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童年乡村生活的记忆和因此滋生的社会责任感，使之不可能全身投入西方现代派文学，否定人生价值，崇尚虚无，她更关心的是在社会层面上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问题，而不是弃此不顾的形而上的问题。 因素之二是在意识层面上背离了女性作家的角色。西蒙·波娃说：“女人不是自然之物，是‘文明’塑造出来的”。女人是“自然之物”还是“文明”之物，暂且不论，但女人在感知方式和感知对象上，与男人大有不同，她们有自己的“表达”和“理解”，是明白无疑的。就史而言，大凡男人的故事都是外向性的，场景是宏大的，性质是群体的，其书写也属于那种堂皇叙事，女性史则不然……，它的场景是狭小的，事件是内向性的，性质是个体的，其书写非但不是堂皇叙事，而且带有一种谵妄的巫性。女人感情细腻，观察细致，情感多于理性，内在体验重于外在经历。西方现代派文学抛弃具体的生活形态和情感体验，追求纯粹的形而上的思考，与陈氏作为女性的“理解”和“表达”是相龃龉的。 陈氏早期作品呈现出一种含混，游离和断裂。作为民众代言人的陈若曦，希望反映民间疾苦，反映台湾社会现实，作为现代派的一个成员，超越具体生活形态的存在主义、神秘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也在她作品中走马观花地呈现。《灰眼黑猫》的主题话语之一是西方神秘主义，在文本中获得一种神秘的体验，在这神秘中体验激动、恐惧和生活的“意义”；主题话语之二是提示在封建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两种主题话语呈分裂状态，甚至相互消解，就形成了人们对陈氏早期作品的普遍感觉：不成熟。《巴里的旅程》是存在主义教义的宣讲，而《最后夜戏》则接近于现实主义文本了。 陈氏早期作品中也有不少细腻生动，甚至是不厌其烦的琐碎的精采写实，这是她女性经验的一种无意识体现。尽管陈氏一开始就不是以意识到的女性意识来写作，尽管陈氏一开始就不打算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写作，但女性经验还是无意识的控制了她的书写，使其印上了女性的戳记。《钦之舅舅》的神秘主题也掩盖不住她对自然景物的那一份敏感和女性特有的淡淡的温情和忧伤，《收魂》中琐细的收魂仪式的描写也不失女性的那种精细。不过这一时期她的女性经验描写撒播在文本之中，不能形成鲜明女性文本，同时代言人的身份也在似是而非的理念推演中暧昧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