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家，他不仅在散文创作、文学理论、文学翻译等方面筚路蓝缕，有开创之功，而且在民俗文化研究领域也有独特的建树。他率先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以民间的眼光打量和研究民间文化，从民间自在的文化形态里吸取新的营养，来整合新文化传统的工作；他还积极翻译介绍当时西方先进的民俗学理论和古希腊、日本等国的民间文学作品，把民间文化的研究纳入世界的学术视野，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作人对民间文化研究的兴趣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与鲁迅一起收集有关的书籍资料，（注：1907年鲁迅买到一部清朝学者杜文澜的《古谣谚》，拿来给周作人看。周作人此时正购得一部中国古代儿歌集《天籁集》，也出示给鲁迅，兄弟俩兴奋不已（周作人《一点回忆》，《民间文学》1962年第六期。 转引自洪长泰《到民间去》P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大量接触日本的民间文艺，并通过日本接触到西方的民俗学理论。他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出于兴趣，而是有更深层次原因。 周作人在《自述》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原是水师出生，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是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去，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霭理斯的著作。”（注：引自《周作人论》陶明志编，第2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出版。） 在周作人这段有趣的自我描述里，我们看到了他与“五四”时期其他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全然不同的文化态度和人生态度。他承认自己的工作在文学以外，偏重于别人所忽视的领域，他介绍自己所感兴趣的工作，主要是在歌谣童话神话民俗以及翻译方面，而不是在新文学运动中给他带来盛名的新诗、小品和理论。这里有专业兴趣的差异，但又不仅仅是专业兴趣的差异。 周作人与“五四”一代主要知识分子精英的区别，表面看来是在专业兴趣上的差异，但更深沉的缘由，却表现在人生观念和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差别。“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都继承了从传统士大夫的思维定势里延续下来的、以振救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无论是胡适等企图从西方搬来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欧美留学生，还是陈独秀等直接投身于实际政治斗争的老革命党人，都是渴望参与政治，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参与来改变中国的命运，以此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时，也积极参与了思想启蒙运动，他作为一名战士写下了《人的文学》等一系列很有影响和力度的文章，鼓吹思想革命。然而，随着新文化阵营的分化，启蒙运动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效果之微，深深地让他感到失望。1921年的一场大病，使他沸腾的热血骤然冷凝下来，让他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在价值取向上的虚妄，于是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他这段时间思路混乱，心情矛盾。那年七月，写于病中的《胜业》一文中说：“我的胜业是在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因此他“决心要去修自己的胜业去了”（注：引自《知堂文集》，第17－18页，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出版。）。在这里，周作人不但对自己过去所谓“高谈阔论”，即是指思想性政治性文学性的议论，明确表示不满，而且抹煞了当时知识分子精英的主要斗争武器：思想革命。他称自己为“野和尚”无力“普渡众生”，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无力去“启蒙”大众，更无力去从事“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所谓“救国救民”的宏图大业。他愿意做，并且能够做的“胜业”，只是在“僧房译述几章法句”，也就是将他自己工作的重点放在翻译上面。不难看出，周作人在试图退出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同时，也放弃原来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宁静的角落，开辟起“自己的园地”来。 应该看到，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周作人退出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完全是自觉的，当然这种自觉的背后，仍然带有深刻的无奈情绪。这表现为一：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在思想深处是难以沟通的，他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的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说话，读别人的文章，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的时候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中多流连一刻。……”这话说得极为消极，等于彻底否定了人有被启蒙的可能性，并暗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不过是一些知识分子在做好梦；表现为二：他干脆认为启蒙工作是启蒙者自己看来有意义，对于被启蒙者是无关紧要的。他把启蒙比作翻筋斗：“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象着对面高楼上的美人看着（明知她未必看见），很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她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吧，这也是一种办法。”他说他自己“是喜欢翻筋斗的人”，也就是说喜欢表现自己，渴望被别人理解的人，然而这种表现却得不到别人的欣赏，所以还不如不翻，躺在草地上看云。（注：引自《周作人散文集》第1集，第67— 69 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出版。）因为失望，所以沉默。在这里周作人非常消极地说明了他放弃启蒙立场的原因。 如果从“五四”新文化的主流立场来看，周作人的这种选择当然是消极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消极里面也包含了非常独特的积极因素。钱理群在《周作人传》里这样评论周作人的转向：“当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救国图存的政治层面出发，把‘五四’思想革命转向以推翻反动的国家机器为中心的实际政治革命时，周作人及其同类知识分子却坚持在‘学理’上发展“五四”精神，转向更深入、广泛的学术研究与科学建设。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并且互为补充。”（注：引自《周作人传》钱理群著，第266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与其它的知识分子精英相比，周作人的悲观消极代表了另一种清醒的自我认识，他从一种虚幻的良好的自我意识中醒悟过来，冷静地面对自己的处境，客观地衡量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的能力，作一种学理上的研究，这种“直面自我”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白话文运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迅速成功以后，新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都被一种膨胀的、虚幻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包围，以为自己有希望运用从西方学来的新思想来改造中国，可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可是周作人对此却有冷静的认识，他首先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虽然能够高谈阔论，好像很有学问，其实都是一些从西方搬来的思想武器，并没有经过中国的实践检验，因此是很混乱的。他在西山养病时给孙伏园写信说：“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真是乡间杂货一料店了。”（注：引自《雨天的书》第127页，岳麓书社1987年影印出版。）虽然是说他自己， 却很真实地揭示出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状况。其次，随着20年代中国国内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周作人更明确地看到，中国的封建落后势力的长期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它在根本上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他在致江绍原的信中说：“破除迷信运动似发生流弊，见报载政府已明令谨慎办理或者可稍好一点乎？至于发议论恐无甚用处，我觉得现在各事无可批评，有理说不清，我只可‘闭户读书’，做一点学艺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国十八年的新觉悟也。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是反动时代的起头，低文化的各国多趋于专制，中国恐也难免，且封建思想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稳逸态度为宜。”（注：引自《周作人早年佚简注》第145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越是愚昧落后、文化水平低下的国度里，政治上越是趋于专制，而专制制度正是依赖国民的封建思想才能实行，所以知识分子希望在民间从事思想启蒙科学普及等工作，不能不发生“流弊”。我们从表面上看，周作人对当时带有启蒙性质的一切工作都抱着悲观的态度，但根子上则是对中国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文化的彻底失望以及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恶劣环境下真正处境有了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