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周作人的第一篇专门文章是赵景深发表于1923年1 月的《周作人的诗》（注：1923年1月《虹纹季刊》第1卷第1期。）， 如果从这时算起，周作人研究走过了七十四年历史的风风雨雨。 这七十多年大致可分为1949年以前，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三个研究阶段。1949年以前为周作人研究的开始期，在有关的论文中，绝大多数是一般性的评论，真正达到学术研究层次的极少。三十年代后期，研究工作因为周作人的附逆而出现了转折。在八十年代，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周作人以其本身的重要地位受到重视，周作人研究逐步展开。八十年代的周作人研究成绩斐然，然而研究者于对象还或多或少地有点“隔”。步入九十年代后，他们努力地走近周作人，走到他独特的艺术与精神世界中去；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试图建立周作人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广泛联系。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有几个重要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周作人在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问题、对他后期散文的评价问题和研究他的价值标准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制约着周作人研究的格局和进展，并会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思想研究产生或多或少的冲击。 三十年代是阶段斗争激烈和派别之争纷繁的时期，革命文学勃兴并取得了文坛上的领导地位，周作人日趋系统化的世界观、文艺观及其影响对革命文学构成了挑战，因此，他是革命文学回避不开的存在，必须对他的存在做出反应。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论争。论争虽然带来了局限，使评论和研究渗入了过于直接的功利成分，但也刺激了周作人研究的开展，引导人们以更宏阔的视野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他。 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三十年代的几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早对周作人在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作出较为冷静、客观的评价。苏雪林在《周作人先生研究》（注：1934年12月《青年界》第6卷第5期。）中说：“周作人先生是现代作家中影响我最大的一个人。”该文最突出的特点是视周作人为思想家，并进行了论述。她写道：“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十年以来他给予青年的影响之大和胡适之陈独秀不相上下。固然他的思想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如他的历史轮回观和文学轮回观——但大部分对于青年的利益是非常之大的。他与乃兄鲁迅在过去同称为‘思想界的权威’。因为他的革命性被他的隐逸性所遮掩，情形已比鲁迅冷落了。”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他的思想方面的表现：“（一）对国民劣根性的掊击”；“（二）驱除死鬼的精神，论其轮回观的历史观念”；“（三）健全的性道德的提倡。”此文收入了陶明志（即赵景深）编《周作人论》（注：北新书局1934年12月版，收入已发表过的文章四十三篇。），解放后海外有人说这本书除苏雪林的文章最有内容外，余悉是阿谀与谩骂的文章，得到过周作人的赞许。（注：致曹聚仁信，见《周曹通信集》第48页。苏雪林称周作人为思想家，后来沈从文曾表示过赞成（见《习作奉例》 二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1940年9月《国文月刊》第1卷第2期。）确实， 《周作人先生研究》没有情绪化，较为客观、较为准确地论述了周作人的贡献。康嗣群在他的印象记《周作人先生》（注：1933年11月《现代》第4卷第1期。）里认为，“岂明先生不仅在现代散文上站着创始者的地位，同时，他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和战士；他给现代中国青年指示了一条路，那便是已走过了的，并且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他的杰作和名言。”胡白认为知堂对做人谈得系统、明晰，说：“我对于这一派思想家是感觉异常亲近的。”（注：胡白：《知堂论人》，1937年1月 7 日《益世报·语林》第1510号。）施蛰存写道：“鄙意以为周作人先生之文集，自当以《谈虎集》为代表。现在的人，听说话的本领甚为低劣，看看周先生最近的《苦竹什记》及《夜读抄》等书，总以为是周先生自己的身边琐事，于是一个正确思想的指导者被误解为悠闲自得之隐士。”（注：施蛰存：《一人一书——论鲁迅、知堂、蒋光慈、巴金、沈从文及废名的创作》，1937年1月1日《宇宙风》第32期。） 后来由于他的不光彩的行为，人们就讳谈周作人在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了。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在九十年代，这个问题又被显著地提了出来。 舒芜于1986年发表长文《周作人概观》（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5期。），点到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存在，此文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为题收入他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一书时， 作者作了补充：“他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功绩，正因为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才高出于当时的一般的水平，也才能够成为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很多，文学家而同时还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周作人两个，尽管两人的思想不相同，各人的思想前后也有变化，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影响，则是一样的。” 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属于周作人的一本叫《理性与人道——周作人文选》（注：1994年12月版。），这本书凸出了周作人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存在。高瑞泉在《编选者序》里说：“这本集子选编的标准，自然不在它的文学的或审美的意义，而在于它的思想史价值。编者希望这些篇什能够反映一个深刻的启蒙思想家、一个中国化的自由主义者周作人的精神探险历程和最重要的思想建树。”此文当然不是全面评价周作人的思想，但揭示出了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两个基本的特质：启蒙主义与中国化的自由主义。正像本书的书名作提示的那样，编者认为“理性与人道”是其思想面貌的主要特征，周作人的那些深刻的思想常常是点到为止，甚至借他人的著述约略道出，极少作严密的逻辑推理、详细的铺陈论证，高瑞泉对此还有着精彩的分析。 高瑞泉的序言初步揭示了周作人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基本内涵。在此之前，钱理群曾说周作人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注：《试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中国现代文研究丛刊》1981年第4期。），舒芜在《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中， 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中， 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中， 都提到周作人的思想家的身份。承认周作人为一个思想家与后面我要谈到的充分肯定他的后期散文一样对周作人研究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必然会带来研究格局的调整。尤其是承认周是一个思想家意义更大，透过这个视角，我们就会看到和过去大不一样的周作人。苏雪林、康嗣群等人是从同时代人的切身感受来得出这个结论的，今天的研究者是从更宏观的背景来论述的，这说明周作人的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也认为周作人的思想家的地位是无疑的。我很赞成王富仁对鲁迅是否是一个思想家的辨析：“假若不把思想家仅仅按照西方的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学说的营造者，而理解为实际推动了一个民族并由这个民族及于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发展、丰富了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的人，那么，鲁迅的思想家的地位就是不可忽视的。”（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三），《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3期。）” 我想这段话对周作人来说也是大致适合。具体一点说，他在现代思想史上最具特色的思想是他的人的发现以及与之密切相联的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对封建礼教的掊击，对国民“恶根性”的批判，还有对自由与宽容思想的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