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才子，从头到脚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徐志摩，虽然因其年仅三十五岁便遭遇空难猝逝，创作生涯只有短暂的十年（1922年春——1931年冬），却一直是现代文坛的一个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评论热点。从1923年初见赏析评论其诗作的文章，直到本世纪末的当前，关于这位作家的诗歌、散文、思想倾向、艺术风格、文学史意义等多方面的话题，一直被人们热热闹闹地谈论着，而且今后还将被谈论下去。这充分说明徐志摩的确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历史无法忘掉他，人们也无法弃置他。 徐志摩给我们留下了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另有集外诗作60余首，集外译诗40余首；六部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文集》、《秋》、《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另有集外散文30余篇；一部小说集《轮盘》；一部剧作《卞昆冈》；还有译著十余种。 对徐志摩的研究，从1923年开始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之久，主要集中于诗与散文这两类体裁，并由此铺展探及到了诗人的思想信仰、精神气质、人格特点等问题。本文对七十余年来徐志摩研究状况的系统梳理和综合评述，将以三个历史时期为线索展开：一是1923—1949年；二是1950—1979年；三是1980—1995年。 一 根据文学史记载和所能见到的报刊资料，徐志摩开始诗歌创作是在1922年的春天。诗作最早发表于是年冬季的《新浙江·新朋友》和《努力周报》、1923年初的《时事新报·学灯》和《晨报·文学旬刊》等国内报纸。当时诗坛风行的是无韵的自由体诗和冰心“春水体”小诗，徐志摩这些形式整齐、音韵优美和谐的诗作，令读者耳目一新，立刻引起了诗坛的注意，有关的评论文章相继面世。 胡文在1923年发表的《徐志摩君的〈曼殊斐儿〉》，是最早正式评论徐志摩的文章。 他首先肯定的是其抒情的真挚和音韵节奏的优美。1925年徐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出版后，评论界给予热情关注，一批文章陆续出台，对徐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较全面地进行了分析评介。主要有余成泽的《评徐志摩的诗》、周容的《志摩的诗》（1925年）、朱湘的《评徐君〈志摩的诗〉》（1926年）、钱杏邨（阿英）的《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1928年）等。 在这第一批有关徐诗的评论文章中，影响较大的是朱湘和钱杏邨的两篇。朱湘侧重于对徐诗的文体和艺术形式成败得失的分析（注：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载《小说月报》第17卷第1号。）， 把《志摩的诗》分为散文诗、平民风格的诗、哲理诗、情诗、杂诗五类。认为徐的哲理诗是失败的，因为哲学是一种理智的东西，与主情的文学尤其是诗，是完全不相容的；而徐的散文诗有“观察的敏锐”、“境地的清远”、“比喻富有想象力”等优点，尤其《毒药》一诗，“就本质上说来，就艺术上说来，可以说是这几年来散文诗里面最好的一首”，但由于过分讲究骈骊，有时便难免有堆砌造作之嫌；对徐的平民风格的诗，朱湘肯定了两点有趣味的尝试，“一是取材平民的生活，一是采用土白的文体”；朱湘对徐的情诗评价最高，认为写情诗才是徐君的本色行当，这里有活泼的情绪、清秀的神韵、细腻的想象、和婉的音节，是徐诗最美好的收获。朱文还概括总结了徐诗形式上的六个缺点：土音入韵、骈句韵不讲究、用韵有时不妥、用字有时欠当、诗行有时站不住、欧化得太生硬。朱文将徐诗与中国古典诗和外国诗加以比较分析，无疑为徐诗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开阔的视野，颇具启发意义。但朱湘以古典诗歌的规则来衡量和要求新诗的创作，并以此为依据批评徐诗，未免显出了不合情理的苛刻。其实，徐诗大胆抛弃古典诗歌言辞过分典雅、韵式过于精致的清规戒律，将生动活泼的口语方言引入新诗，采用灵活多变的韵式，并大胆尝试将中西诗体诗风融汇合一，从而建构起颇具创意的独特诗艺，这正是他的重要贡献与价值所在。 钱杏邨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思想立场上，以革命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对徐志摩诗文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倾向，进行了嘲讽和否定性的批评（注：钱杏邨《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现代文学作家（第二卷）》，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3月版。）。 钱文共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中，他例举徐《自剖》、《迎上前去》等散文和《雪花的快乐》、《乡村里的音籁》 等诗作， 分析了诗人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沉醉于幻想的生活和绮丽的梦境，渴望返乎大自然，感情极为浮动的思想个性，得出结论说徐“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在第二部分《徐志摩先生冲向那里去？》中，论述了徐从“飞”的人生到“冲”的人生的变化过程，指出这是因其幻梦被现实击碎后的极度失望产生的，而且这“飞”和“冲”终究坠入了“空”的人生哲学之中；在第三部分《是谁吹弄着那不调谐的人道的音籁》中，钱从“作者的阶级规定作者的意识”这一前提出发，全面否定了徐诗的人道主义思想，认为其浅薄无聊甚至虚伪，说徐志摩对无产者和劳苦民众不仅没有同情，也始终不曾认识。钱还以“艺术的形式与内容本来是一致”的观点，分析了徐诗的艺术技巧和形式，指出“徐志摩先生的诗的形式完全是资产阶级诗的形式”，虽然有许多其他作家没有的新形式，但却是“做作的”，“华而不实的”。 钱杏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从社会和政治的意义上分析批判徐的诗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自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时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高潮期，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作家作品统统都在创造社、太阳社主要成员的批判和扫荡范围之中，钱文对徐诗的尖锐批判和全盘否定，是毫不奇怪的。而且钱文中有些看法还是相当深刻的，如对徐诗伤感哀怨情调产生的根源的分析，指出这是由于徐耽迷于个性主义理想，以致睁着眼睛做梦而终被社会现实击碎，于是坠入浓重的痛苦失望之中难以解脱，这种分析显然是切中要害的。但钱文以政治标准为惟一的取舍尺度，嘲讽否定徐诗既无任何积极的思想意义又无丝毫艺术价值，实在已误入偏激而武断的左倾狭途了。这种粗暴的政治大批判，对后起的某些评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31年11月徐志摩乘飞机遇难后，悼念诗人、评论其诗文的文章大批量地集中涌现。《晨报·学园》刊出《哀悼志摩专号》，《诗刊》出版了《志摩纪念号》，其他报刊杂志也相继发表了许多文章，在文坛上掀起了一个评徐热潮。 大批追怀徐志摩生平轶事的文章，都侧重于肯定赞美诗人浪漫真诚的生活态度和热情善良的处世为人的特点。胡适赞他“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注：胡适《追悼志摩》，载《朋友心中的徐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陈通伯赞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注：胡适《追悼志摩》，载《朋友心中的徐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郁达夫赞他对生活总保持着“热情而磊落的态度”（注：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王统照赞他“具有十分纯洁的天真与诚笃温柔的心”（注：王统照《悼徐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陶孟和赞他“不相洽的性格或者不能认识志摩性格的真价值，但是他的春风的和煦，阳光的满照，凡是遇见他的，没有不觉的。这便是他的真正的魔力”（注：陶孟和《我们所爱的朋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 月版。）；郑振铎赞他“是一位最可交的朋友”，“他宽容，他鼓励，受他诱掖的文人可真是不少！”（注：郑振铎《悼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从这些不同流派风格、不同学养的文人学者对徐人格的评价和赞扬可以看出，徐志摩的确是一个真诚坦荡而又宽厚仁爱、真心热爱生活、真心热爱朋友、同时也为朋友真心喜欢热爱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