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朔的反传统思想主要通过他笔下的“文化边缘人”的生活和价值观体现出来，这些“文化边缘人”在年龄、经历和身份上与作者王朔都颇为切近。他们都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前后京城军官子弟，在文革中，他们度过了特殊时代所赋予的空虚但自在放纵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优越感、无羁感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是文革岁月留给他们的精神“赠礼”。文革之终结，社会走向正规化和知识化，对于他们却意味着理想（如果他们的乌托邦梦幻也算作理想的话）与现实的双重幻灭。他们失去了曾拥有的优越感和无拘无束的地位，在现实面前感到虚弱无力，同时，青春幻梦的破灭使他们感到深深的失落和绝望。文革对于他们的影响太深刻，对于他们，文革不只是荒废了他们的青春岁月，而且还麻醉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不愿也不敢进入八十年代现实生活，而情愿在尽管也镌刻着巨大绝望但却有着放纵和幻梦的对过去的回忆中沉迷自己。可以说，他们虽然在生活上进入了文革后的现实环境，但在文化心理上却还很大程度停留在六七十年代文革岁月中，他们是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间的“边缘人”。于是他们很自然的对于社会现有秩序和对于与他们的文化心理相背离的传统思想（也是现实秩序主流思想）进行反叛与抗击，并且由于他们的强烈个人感情性，这一反叛还呈现出强烈的非理性和破坏色彩。在王朔的早期作品中，这些“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多为对社会具有现实或潜在破坏性的无业游民，在这些人的剧烈反传统以至违法的行为受到社会的猛烈打击后，他们的身份有了改变，他们对现实的反抗主要表现为一种语言上的调侃与嘲讽，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内在精神实质是完全一样的，后者不过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思想的态度都是满怀个人性的强烈否弃，他们所拥有的心态不是一种理性的批评，而是一种充满绝望的怨怼。 这些“文化边缘人”的反传统首先表现在对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反叛上。中国的传统人生价值观尽管由于受到儒、道、佛及西方思想的复杂影响而呈多极化状态，但其总体上是重意义、重价值，注重对精神和理想的张扬。“文化边缘人”们所表现的人生价值观却与此完全两样，由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失意，他们强烈不满于现实中的一切，但与此同时巨大的无力感和虚弱感却困绕着他们，对于未来，他们有一种如同对于消失的过去一样的悲哀和无奈，而潜藏于心的优越意识和等级观念又使他们背负沉重，难以迈开向现实发展和挑战的步伐，于是，他们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和理想的位置所在，也找不到生活的前途和方向，但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像平常人一样的生活，于是他们只有借沉迷于对过去的回忆或者借嘲讽现实和放纵现实以缓解自己心灵的紧张与痛苦。他们一方面牢牢地抓住过去，试图通过对过去生活的怀念与依恋来阻住现实，抵御现实的失落，另一方面则想通过拼命抓住现实、借生理感官的满足和物质刺激来填补现实失落而造成的巨大心理虚空。所以，王朔作品（尤其是前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无一例外地对他们的放纵与骄傲的过去津津乐道，其态度、情感都是与面对现实时消沉无奈完全不同，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有着充分的自然与自信。与此相应，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既不满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他们宁愿放弃自己正常的工作而作一个游民无业者，或者靠躺在父母的余荫上度日，或者借拐骗他人财产纵情挥霍，除了疯狂的现实消费，他们没有任何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文化边缘人”张明的宣称是他们共同的心理：“所以我一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所以我抓得很紧，拼命吃拼命喝拼命玩。”“边缘人”们怀疑生活，畏惧生活，怀疑理想也畏惧理想，充满绝望地疯狂消费和反抗传统成为了他们对抗怀疑和畏惧的精神武器，更是他们抵御理想失落之后绝望心灵和逃避现实时代氛围的唯一工具。 “文化边缘人”挑战的第二个传统对象是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的虚无与物欲倾向必然导致道德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这些“边缘人”在生活准则上的唯一标准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不爱任何人”，也不承担对任何人的义务和责任。其他任何人都是异己者和地狱：“我从内心里摆脱不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永远是陌生人的这一偏激念头。”（《痴人》）在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支配下，他们疯狂地以欺诈他人钱财、引骗他人堕落为乐，以嘲讽理想、及时行乐为荣。为了自己的虚荣或者纯粹为了找寻刺激，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朋友推向死亡陷井（《痴人》《玩的就是心跳》），可以把深爱自己的妻子推向别的怀抱（《给我顶住》）。虽然王朔曾试图在消解各种道德观后以“爱”来作为这些“边缘人”唯一的精神依靠（他曾说：“我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精神流浪式的，这种人的精神也需要一个立足点，……我选择了爱情作为这一时刻。”（注：分别见《我是王朔》第82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但是，在失去了其他生活价值观的前提下，以纯粹的、抽象的“爱”来支撑沉重的生活，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王朔的“边缘人”几乎没有任何人得到真正的爱情，他们的“爱”最终也大多堕落为纯粹的性，他们以淫乱的群居和非婚同居代替了婚姻方式，也拒绝承担任何家庭责任。 善恶是非观是传统道德观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对此，“文化边缘人”的背弃也是非常明确的。王朔曾经地说过：“是非观念在生活中是微妙的，关键时候就乱了。……很多事物是无法用是非观和道德观来衡量的。”（注：分别见《我是王朔》第7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这一是非标准显然就是“边缘人”所秉持的道德观。在这一标准指导下，他们嘲弄善，对自己的种种危害社会、侵害他们人的行径津津乐道，并以种种托辞和借口为自己辩解。如《玩的就是心跳》中女“边缘人”李江云就这样夸赞她的另一个同类人方言：“你已经活得很有点豪杰的味道了，不是杀过人就是奸过人，占上哪条都够人尊敬的，都算没白活。”在他们眼里，自己的享乐是唯一的生活原则，其他人的生命价值、传统的是非道德观都不屑一顾。于是，很自然的，“恶”就堂而皇之地以种种冠冕的理由、以非常骄傲的姿态在“边缘人”的生活世界中肆掠，并得到他们一致的欢迎。 “文化边缘人”反叛的第三个传统观念是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尽管“边缘人”们曾不止一次怨叹自己知识上的不足，但他们所用的策略却不是去努力获取知识、弥补自己的不足，而是以一种失意者的怨怼对知识和知识者进行攻击与嘲讽。其中原因，也许一个方面缘于他们对过去所受教育虚伪性的厌弃，对传统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反感，而更主要是缘于对他们对过去所受教育虚伪性的厌弃，对传统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反感，而更主要是缘于对他们自身失落感的拼命掩盖，他们欲借攻击他人所得的虚荣来掩饰自己的无力感和自卑感。自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由“边缘人”张明提出“谁比谁傻多少”的思想命题以来，王朔对知识和知识者的嘲讽与亵渎可谓是贯穿始终，在《修改后发表》《谁比谁傻多少》等“编辑部”系列作品中，他竭力夸大知识分子和传统教育的生活弱点和文化弱点，对知识和知识者存在的价值意义表示了深刻怀疑和否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智和反启蒙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