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他作为本世纪一个重要文学流派——“京派”文学的传人，其散文无不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特征。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只有散文，却是土产，渊源有自，可资借鉴汲取的传统很丰。（注：汪曾祺：《当代散文大系总序》。）他的散文就是极好的承载了中国文人儒道思想相融相济的精神特点，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学创造。 他出生于江苏高邮，这地方古文化渊源甚深，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汪曾祺说：“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注：汪曾祺：《我的家乡》）他的家是一个带有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开明地主之家。他的祖父是前清的“拔贡”，治家有方，自奉甚薄，爱好古董字画，曾亲自教他《论语》和书法。祖母是一个勤快的人，一年四季忙不停，善做各种风味吃食，为他日后对饮食文化的精到品味和赏鉴起了很大的影响。（注：汪曾祺：《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是一位“通才”从各种运动到摆弄各种乐器，以及画画，刻图章，无不精通；并且为人随和，手艺灵巧，善于给孩子做各种玩意儿，诸如 荷花灯、纺织娘灯、西瓜灯、风筝等，是个“孩子王”。因而汪曾祺说：“我的童年是很美的。”（注：汪曾祺《我的父亲》）汪曾祺从小还喜欢出入街上两旁的店铺，“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他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手艺人的生活方式，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注：（20）汪曾祺：《自报家门》。）可见，汪曾祺从小就置身于“无可排除”的传统文化之中，这些势必影响着他的人生观和审美趣味的形成。汪曾祺虽然年轻时迷恋过尼采、叔本华、萨特等西方哲学思潮，但他却能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其主要思想仍然体现为内儒外道的特点。 一 汪曾祺的个性偏于阴柔和平淡，是个“平和的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莫过于“中庸”之道。汪曾祺在《翠湖心影》中，极其清晰地表述自己的“中庸”之道：“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太小了，不够一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不大”、“不小”，“正合适”，也就是“适度”，这反映了一个具有中庸性格的传统文人心中的审美尺度。这种“中庸”的美学观，自然排斥那些属于“崇高”审美范畴的东西。《泰山片石》是这样夫子自道的： 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泰山是强者之山，——我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 在这种“中庸”思想的主导下，汪曾祺甚至以“常人”之心，度“伟人”之腹，得出相当有趣的“蛮式”妙论： 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对泰山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好发出一连串的感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惑矣！”完全没说个所以然，这倒也是一种办法。人到了超经验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狗一样地乱叫。……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点底气不足之感。 汪曾祺这样评点“前人”，固然是由于他的“中庸”之道使然，但倒也让我们看到“中庸”之下，仍然时时涌动着一股对“名山大川”、“伟大人物”的偏激情绪。这是很让人玩味的奇特现象。 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注：《中庸》右第一章）“中庸”具有“时中”的特点，何谓“时中”？朱熹是这样解释：“随时以处中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注：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20页，第1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因此，“时中”的“时”，是流变不居，“中”是应变的原则，二者一变一常。如何调适此变与常，使变不失常，是“时中”的真义所在。这就是说君子的“时中”之道，就在于有顺应时宜，处理问题时能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是“圣之时者也”。（注：《孟子·公孙丑上》）可见，“中庸”之道的重要精髓还在能“审时度势”。汪曾祺把这一“中庸”精神换个通俗的说法——“随遇而安”。当有人关切问他当“右派”这些年怎么过来，汪曾祺却颇为平静地回答：“随遇而安”。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心态：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随遇而安》） 我觉得汪曾祺之所以成为“这一个”汪曾祺，就在于他有这么一种“随遇而安”的精神支柱。说来也是啼笑皆非的事，汪曾祺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直至1979年，他才与“右派”的影子告别。但他挺住了，而且活得很好。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而形成这一人生态度，可追溯至他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汪曾祺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中，讲述自己寄宿在昆明民强巷时，已落拓到极点。没床，睡在一块高高的条几上；被面不知去向，只好无论冬夏，都拥絮而眠；没烟抽，只好又从地上拣起较长的烟蒂，点上火再抽两口。但精神上，他却很充实，过得很自在，写一些“空灵”的文章，“说一些‘没有两片树叶长在一个空间’这类的虚无飘渺的胡话”。尤其晚年回忆昆明而作的《跑警报》，更是把当时联大学生“随遇而安”精神写得栩栩如生，传神逼真。联大学生面对侵略者的敌机“空袭”，不是惊慌失措，四处逃窜，而是泰然处之，见“机”行事。借“跑警报”之机，发生了不少谈恋爱、拾金子、洗头发、煮莲子等浪漫故事。这说明了，联大学生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