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文革”梦魇的结束，人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审视一切，“假大空”、“瞒”和“骗”的“左”倾文学思想遭到唾弃，以关注人生为核心的文学观念滋生，中国的文学学术建设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经过反思和调整，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和层面提出和探索新的学术课题。在谈到中国的文学学术建设时，曾经有人这样说过，新时期20年，中国走过了西方近百年的发展道路，上个世纪末开始的西方各种文学思想和批评方法都可以找到它们在中国本土的翻版，虽然在文学实践运用上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故作标新立异以哗众取宠、否定文学为现实人生服务的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倾向，但从整体上来看，新时期的文学学术建设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其活跃的姿态和繁荣的景象令人欣喜，可以说，新时期20年才是新中国文学学术建设真正的自由自觉的时代。 从拨乱反正到北大的“批评家周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主任杜书瀛研究员把新时期20年文艺学的发展轨迹描述为“反正—反思—反叛”。这里的表述基本上是历时性的，但同时又有它的共时性，即反正中包含着反思，反思中也包含着反叛，而到了后来，反思和反叛更是互相搅和在一起。 杜书瀛认为，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人们痛定思痛，认为必须“恢复”某某的“本来面目”，即拨“乱”反“正”，譬如那时关于现实主义、典型、形象思维、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都带有这种性质。杜书瀛对此却表示怀疑：“那‘正’就是真正的‘正’吗？即使当时是‘正’，还适用于现在吗？即使要‘反正’，能返回到十几、二十几年前的那个‘正’吗？历史能重复吗？能倒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再走一遍吗？”因此，有思想的学者思考得更远，这就是“反思”的开始。这股反思的潮流逐渐由少数人传染到更多的人，以至整个民族都在反思，这就是“新启蒙”。新启蒙为文学学术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局面，这里面固然有浮躁，也有某些泡沫，但确实有繁荣。外来学术思想的大量引进，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尤其是急剧发展变化的现实的迫切要求，促进了反思型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杜书瀛谈到，最能代表反思型文艺学美学特点且在整个80年代影响最大、引起了激烈争论的是主体性命题的提出，它恰切地表现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内心需求。其实，激烈的争论本身就是一种繁荣的表现。以往的“舆论一致”体现的是一种死灰、衰败，众说纷纭才有生命的希望。 在杜书瀛看来，由深刻的反思导向反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中最根本的反叛出现在经济体制中，这就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反叛。这或迟或速地导致了精神、思想领域的反叛，文艺思想当然亦包括在其中。记者注意到，杜书瀛曾在另一个场合中，将“反叛”表述为“突破”，意为一种建设，由此可见论者对其所持的褒义态度。 记者不久前曾在北京大学参加了一次“批评家周末”的活动，谢冕、洪子诚等学者及一些研究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就对新中国50年的文学作出梳理和反思这一话题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这不由使人想起了80年代中后期在高校和学术界所风靡一时的“学术沙龙”、“学术演讲”等活动，这些活动使得一些学人能够以一种学理化而非政治化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话语审视与评述一切，活跃了学术空气，增强了学术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调整了人们之间的利益结构，由此也带来了人们诸多方面价值观念的不同，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学术上产生比以往更多的不同声音，就似乎更是合乎逻辑的了，也许因此就会在类似“批评家周末”的学术活动领域产生更高层次上的“对话”。有学者指出，90年代，随着社会分化程度的加剧，一个整体性、同质化的中国社会文化不再存在，80年代那种基于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整体否定与整体承诺的话语已经很难有效发挥其阐述与批判功能。这就是学术多元化产生的条件。也有的学者看到了这种多元化产生的两重性，即一方面意味着自立、多样、开放和活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对立，进一步分化，出现偏狭、混乱的情况。然而这一切都需要用“向前看”的目光来看待。人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文学学术建设会朝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方向演进，更加符合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 从“重写文学史”到北大中文系的教材改革 新时期伊始，单从全国各大学中文系的教材就能看到中国文学的学术建设基础是多么薄弱，所选用的教材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其中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唐咷韬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著作堪称“当家菜”。虽然这些著作的编写集中了一些优秀学者集体的智慧，其中的观点也不乏颇有价值的地方，但由于时代而产生的局限也是相当明显的。 重新审视和反思文学的学术建设的思路，自然就会把目光投注到文学史上。熟悉中国文学学术建设的人也许还记得，10年前，《上海文论》开辟了一个栏目叫“重写文学史”，声称其目的是“探讨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于通过激情的反思给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发展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由此展开了一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新进行反思和审视的讨论。其实这一讨论的意义并不单单限于文学史，而是经过了10年探索之后，要求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学术建设向纵深拓展。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王晓明教授回顾了新时期文学史的建设历程，认为“重写文学史”虽然是在1988年提出，实际上这一探索贯穿在新时期20年的始终，几代学者都为此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20年来，这一目的可以说已经初步达到，至少已经证明过去的文学史在今天的学术界已没有什么说服力。王晓明还谈到，提倡“重写文学史”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力图使文学史尤其是20世纪的文学发展历程和当下的文学发展乃至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直接相对应，以此来推动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多样化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