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议论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布斯《小说修辞学》系统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议论在小说中具有多种功能，诸如塑造信念、升华事件的意义，概括整部作品的意义，控制情绪，直接评论作品本身等。从这些功能上看，不是所有的议论都是批评，但是有些议论行使的是批评的权利。这说明小说叙述中存在一个批评者。尽管他没有用批评这个名词。杰拉尔·日奈特则把小说中的议论称为叙述者的“思想功能”。捷克学者M·D·维林吉诺娃在研究中国晚清小说的叙述模式时，提到一种“第三人称评论模式”。这类小说的叙述者公然参与评论，把呈现与它的阐释功能结合起来，对本文本身进行评述。（注：[捷克]M·D·维林吉诺娃主编《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胡亚敏、张方译。）她说的“阐释”就是批评，呈现与阐释的结合就是叙述与批评的结合。托尔斯泰也曾明确指出，“一个作家内部，必须有两个人——作家和批评家”。（注：转引自[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述学》第215页，伍晓明译。） 可见，在小说中，除了一个叙述者，往往还有一个批评者。 在小说中，批评者的介入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但介入的方式不尽相同。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者的介入方式很多。有的在楔子里评述，起预示正文的作用，或者提示主题；有的在故事的结尾加上一段评述，概括故事内容，揭示故事的意义；更多的是在小说中插入具有评判作用的诗词。外国小说的批评者常常以插话形式，直接与读者达成交流。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批评者的介入也很普遍，鲁迅对阿Q行为的议论都是批评，老舍小说也经常有一个批评者对人物进行评论。但是，把批评与叙述结合得最为紧密，并以此形成自己鲜明叙述个性的是茅盾。 茅盾小说叙述者的位置比较隐蔽。他的小说除了《腐蚀》用日记体，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其它大都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是他并不用权威叙述，而是采取人物叙述，通过人物的视角去叙述故事。日本学者是永骏细致考察了茅盾小说叙述者所处的位置，他发现，“作者的视线在追叙人物的感觉、动作时，经常是站在客观的位置上，即保持其侧面位置”。（注：[日本]是永骏《中国现代小说的结构和文体》，《茅盾研究》第2期。）这样有利于人物的感觉动作任意展开。 捷克学者普实克也认为，“茅盾总是力求让我们看到，感觉到或者直接经历着他所描述的一切，力求在事件和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一种中间媒介”。既然叙述者处于这样隐蔽的位置，茅盾也不会让一个批评者公开露面，挡在人物和读者中间。茅盾小说中批评者的位置同样是隐蔽的。批评者介入的方式多种多样，没有固定的模式，而且大都是通过人物实现的。 “批评式”小说 日本学者山旧富夫认为，“茅盾和小说中人物之间，始终存在着令人不解的透明空间。”（注：[日本]山田富夫《关于<子夜>》，参见李岫著《茅盾比较研究论稿》。）这个“透明空间”其实就是作家对人物进行观察分析所需要的距离。茅盾的小说，不仅作家与人物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也有一定的“透明空间”。这是批评者所需要的审美空间。茅盾曾经批评中国的旧小说，缺乏思想，不能深入地观察人生，只凭着肤浅的想象，表现人的“盲动生活”。与西方自然主义的创作相比，他认为，左拉的描写，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一个动作，可以分析的描写出来，细腻严密，没有丝毫不合情理处”。（注：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全集》第18卷。）这种分析式叙述方法在现代小说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作者在描述人物的行为态度时，连带着分析解释了其原因意义，表达了自己的评论”。（注：孟悦《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而茅盾与一般作家的区别在于，他不仅分析地描写某一个动作。他是把小说整个地建立在分析和批评的基础上，主人公的性格和情节发展，都以分析批评为中心，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这类小说可以称作“批评式小说”。《创造》、《诗与散文》为其代表。小说有两个批评层次，一个是人物的批评，主要是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分析评论，君实对娴娴，丙对桂。同时也有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反向批评。君实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的性格理智，专横，善于对女性作出分析判断，而这种评判恰恰建立在他那里旧外新的封建大男子主义的基础之上，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他按照自己的原则选择妻子，而不是依赖情感。他把妻子的性格、脾性分析得头头是道，然后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她。主人公的行为每一步都建立在分析之上，没有一点儿“盲动生活”的影子，而这分析也不完全是静止的议论，它贯穿在情节发展的过程当中，分析和叙述密不可分。君实仔细分析了他改造娴娴的每一个过程，曾经有过的几次凯旋，可是娴娴在他指引的路上走得太快，超过了他希望的度，走到了他理想的反面了。君实又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和准备采取的对策。总起来看，他对娴娴的分析，就像一篇“娴娴论”。一篇大丈夫主义的“娴娴论”。娴娴对于君实的分析不那么具体，但是她对君实的评论一针见血，又像是一篇“君实论”。这样，男女主人公之间就产生了一个“透明空间”，一个由批评产生的距离感。另一个批评层次是作家的批评。批评者很隐蔽。主要是通过反讽的手段实现的。《创造》主要从主人公君实的角度叙述，却造成了反讽的效果。人物的标记是“创造”。而读者从本文中获得的印象正相反。《诗与散文》中的丙也一样，他自我标榜的是追求浪漫的诗意，而读者看到的却是一个内心空虚苍白，毫无诗意可言的纨绔子弟。批评者利用人物的自期自艾，自我暴露，使他们灵魂的每一丝颤动都清晰地浮现出来。这要比作家从内视角直接议论更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