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郭沫若早期文学创作与表现主义 泛表现主义的文艺观反映在郭沫若的创作中，便有了以主观表现为主要特征和倾向的郭沫若早期作品，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色泽杂然浑成，而其“表现”源于浪漫主义的“表现”和表现主义的“表现”。这种现象在他的诗歌、小说、戏剧中均有反映。 （一）早期诗歌与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诗人强调自我表现，诗歌是他们的重要形式。表现主义诗歌的内容多是，表现诗人在喧嚣、混乱、罪恶的城市生活压抑下的悲哀、忧郁，表现他们对现实的厌恶和对人性、爱的热烈呼唤。诗人不重视细节技巧，而强烈地表达内心的激情、形式自由、节奏感强。 《女神》表现的是处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的一个完整的自我。这个自我具有气吞日月，囊括寰宇的能力，表达出疯狂的激情。这种气势磅礴、摧古拉朽的激情具有无比巨大的破坏力和创造力。 梅花呀！梅花呀！ 我赞美你！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 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注：郭沫若《梅花树下醉歌》，《沫若文集》第1卷。） 因此，凡是与破坏相联每次的一切自我都崇拜，凡是与创造有关的一切自我也崇拜。自我既是偶像破坏者，又是偶像崇拜者。 自我这种包容寰宇，同化万物的雄伟气魄，自我这种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伟大力量，无疑并非仅仅是一种孤独的自我呼唤，并非一种纯泛神论的逻辑推演，而是包含着血泪感情的新时代的呼唤，他传达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最强音。他是饱含着几千年民族积郁和二十世纪时代精神的自我，自我扩张为民族的我和社会的我。自我破坏与创造，获得了现实的历史的丰富的内涵。破坏与创造一经与现实紧密结合，贯串于对现实的思考，便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带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反映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狂飙精神。 《凤凰涅槃》一诗，最集中最鲜明地表现着自我这种破坏和创造的双重现实感情，它是借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中凤凰自焚又更生的故事，来表现作者在彻底否定自我之中产生新我的思想，在自己燃烧起来的大火中焚掉一切旧的东西，创造出一个从未有过的时代——新鲜、净朗、华美、芬芳、欢乐、和谐的理想社会。诗人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对新中国的未来作了预言和讴歌。我们不难从这些对自我创造新生的歌唱中，体味到诗人表现主义激情，但这种激情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激情的波涛、漫天卷来、蜂拥杂沓，在《女神》中蔚为壮观。《炉中煤》中，诗人把五四运动后新生的祖国比作年轻的女郎，把自己对女郎的眷念比作炉中熊熊燃烧的煤。《匪徒颂》一诗，为反对日本知识界对五四运动的诬蔑，诗人对一切革命的匪徒三呼万岁。《晨安》则一口气排用二十八句“晨安”，向全宇宙、全世界、全人类问好，表现出自我囊括一切的雄姿和气魄，流露出对新生祖国的喜悦之情。 《天狗》要把这罪恶的宇宙一口吞掉——就连这吞没宇宙的“我的我”也“要爆了”！郭沫若借助尼采式的主观自我至极的夸张，借助尼采式的超人的自我，写出石破天惊的风雷之文，表现了狂放姿肆的叛逆精神，奏出了“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交响乐中个性自由的最高潮，体现了“五四”时代大破坏，大创造的时代精神。请看《天狗》的绝唱。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诗人借“天狗”的形象，描写它“把月来吞了”“ 把日来吞了”“把一切星球来吞了”，通过夸张使事物外部变化，借以表现出当时作者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破坏一切，而又创造一切的巨大力量的内在实质。《天狗》中的“我”，正是超人的形象！一种顽强的自我表现！ 《女神》实际上是现代中国社会复杂的社会矛盾交织的一种整体的情感表现，是中西多种文化层次的融合贯通。《女神》中最能代表时代特色的第二辑，最充分地体现出他用“男性”粗暴的歌喉喊出了时代强音，抒发气吞山河的胸襟的特征。《凤凰涅槃》，《天狗》，《梅花树下醉歌》、《匪徒颂》，《晨安》，《我是个偶象崇拜者》等，如果不先入为主地去评判，那么，可以说，它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而是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浑然杂成的泛表现主义。例如，在思想意识和精神特质上，诅咒和破坏旧事物，呼唤创造精神，极力夸大自我力量，蔑视一切权威，传统和偶像；在艺术风格上，采用象征、夸张、变形的方法，无视传统艺术规范，诗歌格式上的随意、重复、语言的粗犷等是泛表现主义的艺术特征。实际上文学史家已有定评的浪漫主义的诗集《女神》也融合了表现主义的因子，如其“火山爆发式的激情，狂涛巨浪般的气势”的艺术特色，与表现主义较为切近。 表现主义诗人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常使用夸张、幻象、梦景、象征等表现手法，扭曲事物外部表现，突出内在本质。郭沫若的《天狗》就是把抒情主人公“我”用夸张的手法变形为“天狗”。正是通过夸张事物外部变化，从而借以突出内在的实质；“幻象”可以在他的《浴海》中见出，《浴海》中诗人觉得自己“如今变了一个脱了壳的蝉虫，正在烈日光中放声叫：太阳的光威，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趁着我们的血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还在烧，快把那陈腐的旧皮囊，全盘洗掉！”“一个脱了壳的蝉虫”——摆脱旧我的象征。《女神》中的象征手法处处可见，所有诗篇，无非是借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或自然来传达自我的情感，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完全成了自我情绪的对应物和象征体。《女神》的象征相似于现代表现主义的象征，象征体完全经过了主体情感的改造，它被主体情感随意地创造成一种印象的制品，它不再是比喻象征，而是一种主观印象的象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