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郭沫若的文艺观与表现主义 （一）郭沫若早期“泛表现主义”文艺观的形成 既然确认了郭沫若接受过表现主义的影响，那么如何看待郭沫若早期文艺观的定性以及它与表现主义的关系呢？应该看到，郭沫若的文艺观具有多元复合的倾向。而且，由于时代使然，更由于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本质规定性，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在郭沫若身上完全有可能融为一体而向一体化方向演变和生成。 可以说，二十年代，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在郭沫若那里，实际上以“表现”为核心互相交叉渗透并融合，形成一种泛表现主义的文艺观。它以主观表现为特征，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杂然浑成，难分彼此。而其“表现”源自浪漫主义的“表现”与表现主义的“表现”，两者都适合于“自我”内发情绪的喷射。这使郭沫若对两者都一见钟情，来不及也无需加以区别地一起拿来和高举。这种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相契相合而形成泛表现主义的情况，不单取决于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的某些方面的重合，而且还有中国当时迫切需要“表现”的社会现实和郭沫若蕴蓄已久的渴望“表现”的欲望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使然。 首先是时代的特殊性决定了表现主义同浪漫主义汇合的可能性。五四时代如果以世界人文思潮的发展过程为参照毕竟是一个迟到了时代。当中国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打开国门面向世界时，发现外面的世界是多少博大纷繁丰富多彩。从最初的人文主义，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到眼前的现代表现主义，欧洲人在个性解放的道路上奔波了好几百年。这是一条历史的长廊，欧洲人丰硕的思想成果都在这里璀灿生辉，琳琅满目。这样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对后醒的中国人而言，既是一个惊闪的馈赠，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因此，当西方文化思潮纷至沓来涌进国门时，他们在眼花缭乱之际，只能采取兼收并蓄的办法，用短短几年时间来消化西方人几百年来积累的思想养料。因此，当浪漫主义在二十世纪初受到现代主义的反对和批判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分辩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在郭沫若看来，不论是表现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在攻击社会、表达个性上似乎都能为我所用。于是，历史终于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使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这两种整整相距一个世纪的文艺思潮同时进入郭沫若的艺术世界里。 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在郭沫若那里互相汇合的事实，可以由当时他的思想状况来证实。据陶晶孙的回忆，郭沫若在筹办创造社时，对创作的方针问题颇费踌躇。郭沫若时而推尚表现主义，时而又“倾向浪漫主义”，时而又准备“以新浪漫主义为方针”。（注：陶晶孙《中骨集·记创造社》。）这种创作思想的不稳定和无把握状态，正好说明了，在表面的迷糊下面流淌着一片多元而浑一的思想之水。他越是不能把握和确立自己的创作方针，越说明各种文艺思潮当然首先是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对他们的影响确实具有综合性与浑融性。 当然，郭沫若把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汇合乃至融合起来，还应由二者的内在本质来说明。对郭沫若来说，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表现内心要求的过程中，在执着“自我表现”，强调主观精神和注重感情流泻三个方面，完全可以互为手段，互为目的，从而也可以互为效果的。 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在本质上本来具有相通的内核。注重主观精神，注重情感流泻，注重自我表现，既是表现主义的特征，又是浪漫主义的标志。如浪漫主义诗人拜论说，诗用以“表达诗人的心灵”，史雷格尔说，诗是诗人“灵魂的自我写照”，夏多布里昂也说，艺术的任务就在表现“越乎世界之上的个人梦幻”。正是基于浪漫主义这类认识，有人认为它也“可以说是广义的表现主义”。（注：陈慧《论西方现代派文学及其它》，南开大学出版社第79页，第10页。）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这种精神本质的类似，使当时的创造社人产生认识上的某些盲点，在来不及也无必要严加区别的情况下便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把它们作为一个相同的东西来对待和使用。 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毕竟又是运作方向截然不同的艺术方式。就表现主义而言，它是一种“由内向外”（注：陈慧《论西方现代派文学及其它》，南开大学出版社第79页，第10页。）的艺术思维，是“心灵的赤裸裸的表现”，追求的是一种“内心外化”。表现主义本来就是在时代挤压下感觉自我失落的艺术发泄，它通过主观精神的暴露而企图重建人与世界的合理关系，并从中展示“某种永恒的品质和真理”。（注：袁可嘉《表现主义》，《现代派作品选》上册第399页。）而浪漫主义恰好相反，它可以说是一种由外及内的艺术思维。浪漫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理想主义，而浪漫型艺术就是对理想的模仿，就是“寻找生命与‘观念’之间的差距，按照差距制造相应的材料填补差距的空白”。（注：田文信《论浪漫主义》，文艺出版社第5页，第57页。） 这种理想或“观念”虽然也带有主观性，但它绝对不等于主观自我，它实质上还是物质存在的反映，“是一定社会阶级、集团物质利益的反映”。（注：田文信《论浪漫主义》，文艺出版社第5页，第57页。） 浪漫主义这种通过虚构和模仿理想世界而表达心灵，慰藉心灵，最后达到心灵平衡的特征，实际上就反映了一种由外部世界满足内部世界的思维方向。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途径在一定的场合和范围内恰好具有互补互用的意义。对于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来说，他一方面要迫不及待地表现自我，表达个性，另一方面又要一往情深地创造未来，表达理想，这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要同时高举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两面旗帜。严格地说，这应当是一面旗帜的正反两面。这样，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在郭沫若那里便达到了高底的默契与协调，从而也就具有了一体化的性质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