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接受的主体性看郭沫若对泛神论的接受 郭沫若早期对泛神论思想的接受，早已成为郭沫若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随着学术探讨的深入，有研究者已提出“什么是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的问题，并认为这是应当“作为前提和出发点点首先加以研究的”“顶顶重要的问题”。（注：见陈永志《郭沫若思想整体观》，第23页。）这样提出问题并努力加以解答，无疑体现了对接受主体的主体性即自主的能动性的高度重视。 所谓接受的主体性，是接受活动中的基本性质，它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十分普遍简单的事实，即接受主体对象事物和信息的接受是一个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由于主体的选择，理解甚至改造而打上了主体的主观烙印的活动。在接受中，主体的目的、“前理解”、能力和气质等主观因素，都要直接影响其对信息的选择、理解和阐释，并把接受的成果在相关的活动中加以运用和表现。经过这样的接受过程，信息从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其间必定有取舍、有变形、有重心偏移、有结构重组，以至引伸转换。 郭沫若对各种泛神论思想和观念的接受，正是这种具有强烈主动性和高度能动性的接受。他曾经说过：“哲学中的泛神论确是以理智为父，以感情为母的宁馨儿。不满足那upnolsterer （室内装饰）所镶逗出的死的宇宙观的哲学家，他自然会趋向于泛神论，他自会把宇宙全体从新看作过有生命、有活动性的有机体。”（注：《文艺论集》，第212页。）在“五四”时期血气方刚、英姿踔厉的郭沫若，是以诗人的角色站在时代潮头的。在这个社会亟需变动、人生亟需活力的时代，他要用自己的诗歌去拨动年青一代的心弦，点燃年青一代的心灯，煽起使凤凰更生的烈焰。基于此，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着眼于使现实理想化即“青年化”的极富革命实践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极富革命思想性的诗人。他从中外古今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那里吸取固有的或他所以为的泛神思想与观念，使他为之动心忘情的那个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都无处不在的“神”，正是一种生生不已的动态、气势，一种永葆青春的生命，一种昂扬奋发的进取意志，一种能启迪心志，鼓舞热情的精神。到他明确提出“永远青年化”的主张时，还在呼唤这个“神”，要求全中国的青年“尽量发挥我们人性中所具有的神性”。郭沫若本来就是一个偏于主观表现型的诗人，是一个曾声言要当“自然的父亲”的诗人，他在接受从孔子、庄子、王阳明到斯宾诺莎、歌德、泰戈尔等人的泛神观念时，其主体性也就特别鲜明。质言之，郭沫若对泛神论思想和观念的接受，乃是作为一个青春型诗人即诗性主体的接受，是一种诗意化即诗性的接受。张光年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中曾说：“泛神论不过是这位诗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意体现。”无疑指明了这种诗性接受的特征。郭沫若对泛神论这种诗性接受之所以可能，一是诸种泛神论观念本来就具有诗性思维的内涵，二是经过郭沫若接受内化的泛神观念更实现了他的时代所需要的运动、进化和创造的生命精神。也正是由于诗性主体所持有的这种主体性，初期的泛神论观念才在科学思想的作用下发生了向“感应”论诗学的理论转化。 二、泛神论的诗性思维与诗性接受的意向谋合 所谓泛神论，在郭沫若的接受中即是：“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注：《文艺论集》，第290页。）这段写于《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的话，表达了郭沫若泛神论观念的下述内涵： 第一，“泛神便是无神。”这就是不承认那个作为万物本源、先于万物存在而创生了万物的神，通过对神的泛化而消除了它的独尊和至圣的地位，于是神所具有的运动，创生的本性和功能也就泛化为万物自身的本性和功能。 第二，“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也只是神的表现。”这就是说，无论外在客观世界还是内在主观世界，都是神的表现，即都以神为其存在的基础和本源，都赋有神的本性。这就为人与自然之间、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沟通、交流和融洽找到了本体上的根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以这种泛在因而也共有的神性而达到本质上的同一。 第三，“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重心转到“我”，以神为共同中介而沟通的“我”和“自然”，在这里转换成“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因而人能从自然中观照到我，用自然来表现我。把这个转换改变一下位置，说“我就是自然的表现”，也未尝不可（比如“我是一只天狗”之类）。但是，作为一个主观表现倾向特别强烈的诗人，郭沫若更倾心于把“我”的神性泛化到自然万物，通过自然来表现自我，这正好是他对泛神论进行诗性接受的必然选择和阐化。宗白华曾经这样描述他和郭沫若同样崇仰的泛神论者歌德：“当他纵身于宇宙生命的大海时，他的小我扩张而为大我，他自己就是自然，就是世界，与万物为一体。”（注：《宗白华全集》（2），第8页。）这不正好活脱脱一个早年郭沫若的形象吗？ 除了上述内涵之外，还有一层也十分重要，那就是其中所表达的“神性表现”的观念。在郭沫若看来，自然和人都是神的表现，因而“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即我的“神性”的表现。这种神性表现观，自然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形神”说和“意象”说。在这里，形神不二，意象难分。这里的形和象对于神和意来说，在这里，形神不二，意象难分。这里的形和象对于神和意来说，是透明的；这里的神和意对于形和象来说，则如盐在水，有味无痕。在郭沫若的“神性表现”观念中，泛在的神不是作为内核藏文于物内，而是透过万物的形色声气得到显现，能为人所感知、观照的东西。 这种泛神观念在哲学上的真理性，不是我们在这里的讨论现象，我们的兴趣在于这种泛神观念在思维上的诗性特征，因为这正是郭沫若之所以倾心于它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