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沫若及其创作的研究几乎是与郭沫若登上文坛同步进行的。从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特色》算起，在这七十余年里，郭沫若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已经离开了初期的感受式印象式批评，也离开了因为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随意解释的时期，而趋向一个无论从微观还是从宏观角度看都更加深入、更加丰富、更具有综合整体和科学性特征的新阶段。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郭沫若研究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在历经了那个“解冻”时期后，正朝着一个繁荣、深化的方向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课题的不断丰富，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正是这种发展的主要标志。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背后，却也潜存着某种危机。一是不少人认为郭沫若研究没什么大嚼头了，许多细微的东西都被挖掘殆尽，甚至出现了一种烦琐考证的倾向；一是研究者在重复自己、重复别人，很难有什么新见解新观点，研究领域也难再突进开掘，即郭沫若研究出现了一个徘徊不前、无重大突破的状况。研究者在郭沫若研究问题上的困惑和要求突进的急切心理，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这种倾向：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将郭沫若研究向更深层推进一步？据我们看，制约郭沫若研究方向更深层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一个观念更新和拓展研究方法的问题。下面从三个方面稍作阐述。 一、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待“郭沫若现象” 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郭沫若及其创作，可以从整体上全面地深入地把握郭沫若的思想发展及文学创作的演变，更准确地揭示出“郭沫若现象”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从而更恰当地确立郭沫若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郭沫若是一代文化巨人，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点、而其倾向和道路十分繁复曲折的文化现象，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随着岁月的迁移愈益显得重要和突出，即其影响愈加深远。郭沫若繁复多变的创作，他的复杂丰厚的思想心理倾向，他对于历史和诸多文化问题的关注和浓厚兴趣，使得他能够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个显赫的位置。——这一点似乎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评价“郭沫若现象”的文化意义，换言之，如何借用文化学的方法深刻地考察这一现象斑驳的倾向及其复杂的、极具动态性特征的心理内涵。我们想，在这里，将郭沫若置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并以此为出发点作为观照的视角十分有力。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内质正发生着巨大的嬗变，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以其自身特有的巨大惯力仍然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虽然在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它已经暴露出某些十分醒目的缺陷，但是它仍然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正在逐步被介绍进来，它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西方在近代的巨大飞跃和发展，与这种文化思想的推动和影响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西方在近代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思想上主要赖于这种精神的变革，因此这种文化思想被当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视为一种先进的文化价值系统，对它的介绍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指导思想：激进派以之冲击僵化的、不适应中国现代化生产力大发展的传统中国文化，温和派如梁启超等也力图以西方文化作为一种价值原则重新解释儒家文化传统，以求中国文化的更大发展，从而达到对儒家文化的重新肯定，并使之适应日益增长的现代化要求。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是一个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混杂在一起的时期，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这种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其思想上心理上不得不承受着来自这两股力量的巨大牵制。这种情况造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在心态上的二重性。延至五四时期，这一近代文化固有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恰恰相反，由于更大量地介绍西方文化，人们在观念上更尊崇西方文化的价值原则，心理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的倾斜：封建帝制已经天崩地解，皇权的控制不存在了，随着传统文化被更猛烈的冲击、摒弃，旧的道德观念、旧的价值准则其影响力制约力无可挽回地消失了；而同时，新的文化体制并未随之而产生，新的道德原则也未确立。这样，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根”断了，他们无所依傍，无所归依，在心理上出现了空前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的危机意识迫使现代知识分子苦苦追寻，因此，不仅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命运问题，而且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也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对诸多社会文化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同时它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形成、发展的主要文化环境。这是我们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态度、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和方法论原则。离开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及其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曲折复杂的面貌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现代文化的内质及其基本特征。——这同时也是我们考察“郭沫若现象”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视角。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在郭沫若身上深刻地烙印着这种文化特征的痕迹，而且由于其文化素养的差异和个性气质上的不同，郭沫若身上的这种文化印记比任何人都更鲜明、更丰富、更复杂，他同样处于这种文化价值选择的两难境地中，思想上一直摇摆不定，而且时常自我矛盾，甚至互相抵触、冲突。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研究“郭沫若现象”成为可能，而且变得十分必要而有力。 郭沫若在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扮演了一个带有某些喜剧性的角色。当我们考察郭沫若由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叛逆者，经由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的转变，至抗战时期已经是一个温和的传统主义者这一事实时，你会发现郭沫若确乎有些鲁迅所说的“一觉醒来”思想即大转变的倾向。关于这一事实的理解，研究者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抓住这种差别大作文章，似乎出现了两个郭沫若，《女神》时代的郭沫若和《屈原》时代的郭沫若，他们极力证明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强调两个时期的区别。一般说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女神》时代的郭沫若更感兴趣，评价也高，可以发现，这其中隐隐透露出这样一种苗头：用前一个郭沫若否定后一个。与此相反，另一种意见认为，演变、发展是应该给予充分重视的，不然不能说明郭沫若创作的基本面貌，也不能全面地解释时代精神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因此充分注意郭沫若创作两个阶段的差异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同时，差别不应掩盖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前期的郭沫若与后期的郭沫若是一致的，基本倾向上并无发展，本质上他是一个统一体，联系是第一位的，区别仅仅是不同时期的外在特点而已。他们举例说，《屈原》时代的郭沫若是一个传统主义者，殊不知，即使在五四时代郭沫若也并未“虚无主义”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他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泛神论其精髓即得益于庄子的哲学精神，庄子的自然观和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其接受和改纂西方泛神论思想（代表者是歌德、斯宾诺莎、泰戈尔）为己所用的主要依据或内在思想动因。他们说，倘若说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毋宁说他用传统文化或以传统文化为本解释西方文化，从而达到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使之适应其现代化进程和未来社会的发展。从表面看，这两种意见都抓住了郭沫若及其创作的某些事实，十分有说服力。然而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他们都力图塑造出一个没有矛盾、没有痛苦，顺顺当当地、甚至附庸地随着时代的浪潮而随波逐流的完美形象。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郭沫若生存于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的文化氛围中，在其意识深处存在着多重价值选择或多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和抵牾。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其姿态是十分激烈的、决绝的，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传统主义者，他是用西方的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原则来冲击封建道德观念的，他的《女神》以雷霆万钧之力冲决着封建思想的堤坝，他所高举的武器即是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在个性主义旗帜下郭沫若对那个具有着强大意志力量、气吞宇宙的“我”——一个封建思想的反叛者给予了极大的称颂和尊崇。这使得郭沫若成为五四时期一个光彩夺目的“黎明前的歌声”，《女神》不仅弹奏了一曲反封建的最强音，而且诗中主人公那种罕有的叛逆精神拨动了千千万万青年的心，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五四时代是一个重自我，尊情感的个性解放时代，郭沫若感应时代潮流而跃居文坛，并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表现者和传达者。但是，这个过程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绪，而非理性上的自觉选择。因此，新思想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充分，新文化的建设仍处在一个理论上介绍和解释的时期，概言之，新的价值原则并未随着人们的呼号一蹴而就，相反它还相当幼稚、脆弱，一切都在探索和尝试阶段。因此在当时郭沫若感到十分软弱，他自称是一个“失了中心点的人”，精神无所依托。而且郭沫若的思想在此时不仅相当芜杂，而且还相当肤浅。这种状况决定了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必然对他所熟悉的传统文化时常返顾。——这倒不是一种回归或复辟，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心理补偿。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郭沫若凭着敏锐的感觉，以一个挑战者的雄姿上下求索、奔走呼号，向传统的、僵死的封建思想发起了强攻；同时，他对古典文化在未来社会的发展问题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并非要复活旧文化，而是要求在其中注入新鲜的血液，即用西方文化改造和更新它。《三个叛逆的女性》中对于古典叛逆女性的重新解释和向现代观念的附和，即隐隐透露出此种倾向；他的泛神论思想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来看待其精神上的西方先哲的。这是一种二元论思想，他想取二者之长，重铸一种新文化。然而我们发现，他的新思想却相当芜杂，矛盾百出，极难统一。因而造成了郭沫若痛苦、矛盾的心理特征，在现代与传统、中与西之间他表现得举棋不定，无法抉择。结论是：即使在五四时期，郭沫若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始终处于两种文化冲突夹缝中，面临着一种艰难的文化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