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现代性是基于传统的养育和对传统的反叛的。这一反叛因于20世纪人对自身和世界的存在的意识的复杂性。小说艺术面对这一存在的复杂性的呈现，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这一反应至少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叙事方式的转换：小说观念与技巧的革新；二、对人的灵魂本体的深广开掘，无边拓进：现代小说的存在深度；三、叙事风格的多重变幻（反讽或神话、神学叙事的风格等）：在叙事方式与复杂的存在之间对小说形式整一性的现代寻求。本文首先从第一个方面来考察在20世纪的小说视野中，中国现代小说的杰出代表——《呐喊》、《彷徨》的现代性。 一、 由“讲述”到“显示”：现代小说叙事方式的转换倾向 在生活中，我们除了通过内心信号了解自己外很难了解其他人，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自己的了解也是相当偏颇的。然而文学，却以其奇特的方式直接地和专断地告诉我们各种思想动机，而不是被迫依赖于那些我们对自己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人们所作的可疑的推论。每当作家深入情节表面底下，去求得确实可信的人物思想情感画面，把所谓真实生活中没人能知道的东西讲述给我们时，人为性就会清楚地出现。布斯（注：布斯（Wayne C.Booth,1912—），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当代颇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其《小说修辞学》（1961）为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名著，被称为“20世纪小说美学的里程碑”。）将小说这一“奇特的方式”称为早期故事中专断的“讲述”。（注：参阅华明等译《小说修辞学》第1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早期小说的这种专断的讲述，在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19世纪小说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古典小说中，叙事基本上由讲故事的人逐事铺陈，独自维护整个叙事的情节完整和叙事的理念或情感核心，读者只是作舒适平易的领受。在西方几乎也同样如此，在从奥斯汀、狄更斯、萨克雷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经典中，我们都能看到：作者与叙述者相隔不远，他们都有着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对于任何事件、场景都有着随意进入的特权，可以出入任何人物的内心，经常以充满感情的语句向读者作直接的情感沟通和道德吁求。“讲述”的方式几乎成了小说历史中的一种叙事成规。 然而，小说本体的存在，事实上是一种反对话语。在与社会和法定文化的关系中，小说一直取反对立场。对于公认的价值体系与认识方式，小说由于其向精神深处的无限深入、拓展与追求，无疑是揭开蒙蔽的很好的彰显方式。通过描写那些在公认的价值体系中没有一席之地的人与环境，小说使这一价值体系受到潜在怀疑。通过肯定自己“不在文学领域之内，而在非文学话语的‘现实’世界之中的地位”——小说的“现实主义”由此而来——小说揭示了无情的事实与传统的认识方式之间的差距。（注：[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讲述”的叙事方式一旦由19世纪的经典成为一种成规，在小说的历程中，在小说的真实深处，必然要遭到另一种话语的反对。 关于这股反对话语我们比较熟悉的言词有“作者的退隐”、“隐含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等。它的事实存在是，在众多现代作家的作品里面，作者自我隐退，放弃了直接介入的特权，退到了小说舞台的侧翼，让他的人物在文本中去决定自己的命运。从福楼拜以来，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确信，“客观的”或“非人格化的”或“戏剧式的”叙述方式自然要高于任何允许作家或他的可靠叙述人直接出现的方法。小说叙事方式的这一现代转向及其各种复杂问题，已被归纳为艺术的“显示”和非艺术的“讲述”的区别。（注：《小说修辞学》，10页。）讲述一个故事的老套数应抛进历史的垃圾箱，诚如斯地泽尔所说：“在世纪之交，普鲁斯特、乔伊斯的小说之后，出现了新时代的黎明。”（注：《小说修辞学》，2页。） 而约瑟夫·沃伦比奇干脆说：“我喜欢把‘讲述’的小说家（像萨克雷、巴尔扎克那样）和那些‘显示’的小说家（像亨利·詹姆斯那样）区别开来。”（注：《小说修辞学》，1页。） 将“讲述”与“显示”视作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泾渭分明的标志，20世纪小说理论家们如是宣布尽管显得匆忙甚至有些偏颇，但这一事实的潜在真相却是无可否认的，——现代小说出现了悖离作者在作品中直接控制读者反应的历史转变，越来越普遍地采用了显示即自然而然地客观地展现人物活动和事件经过。（注：《小说修辞学》，10、3页。）这一“自然而然地客观地”可用法国新小说派的罗伯格里耶的一段话来补充：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是谁在描述这客观世界？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叙述者又是谁？他同时出现在一切地方，同时看到事物的正反两面，同时掌握着人的面部表情和他内心意识的变化，他既了解一切事件的现在，又知道过去和未来。这只能是上帝。 只有上帝可以自认为是客观的。至于在我们的作品中，相反，只是“一个人”，是这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象，而且是一个置身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的人，他受着感情欲望支配，一个和你们、和我一样的人。书本只是在叙述他的有限的、不确定的经验。这儿，就是这样一位当代的人在作自己的叙述者。（注：崔道怡、朱伟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册），522～523页，工人出版社，1987。） “一位当代的人在作自己的叙述者”，关于这一叙事方式的历史转变的心理与时代背景我只能简而言之。19世纪对于欧洲那些小说家来说，无疑是个自信的时代，小说家们自信人与人之间具有一种稳固的关系，享有一个共同的现实，所以他们能够从容不迫地坚持用一种假定的文学形式进行抒情或道德言说。然而20世纪初，随着弗雷泽、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些令人悲喜交加的伟大人物的出现，人在对宗教原始根源、生命本能、无意识的力量的探索中对自身的理解开始发生变化，19世纪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稳固关系、共有现实开始遭到怀疑，与之相对的是个人经验、现实的无限复杂性凸现出来。所以彼得·福克纳说：“现代主义是艺术摆脱19世纪诸种假定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注：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付礼军译，5页，昆仑出版社，1993。）、“关于复杂性的意识将成为现代主义作家的基本认识”（注：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付礼军译，26页，昆仑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