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沉思脉络是由若干个抽象词的框架所支撑的”（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122页，孟湄译，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这里，我们不妨把“抽象词”改成更具有弹性的“关键词”。一个关键词即是一个可能反复使用并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意义构件，从属于文本整体却能统摄文本整体的思想走向。本文即是一次尝试：挑出鲁迅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词“我”，通过对它进行细致的解读，打开一条走进文本深处的通道。 一 在纯粹的语义学层面上，“我”是“自己”的同义词，意味着能够感受，能够思想，能够选择，能够行动的独立人格。然而，在具体的文化背景里和文本语境里，“我”更可能逃逸出与之相关的某些约定俗成的意义而成为别的什么。 在中国，四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给“我”施上一道紧箍咒，“我”的意义空间长期排拒“自我意识”，“独立个体”等概念的侵入。中国人通常只在人伦纲常的范畴使用和理解“我”这个自称。多数情形下，“我”只携带着贫乏的指代功能。因为第一人称“不论内容如何，总是带有微妙的自我肯定的色彩”（注：科恩：《自我论》，佟景韩译，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为了避用“我”这个自称，老祖宗们还发明了一系列替代性的贱称，诸如“小人”，“小的”，“小奴家”，“贱妾”，“治民”，“蚁民”……。所有这些贱称不过是“奴隶”（或“奴才”）的同根词、派生词而已。 对此，鲁迅体悟最深，也正是他一语挑破封建文化遗传给国人的痛疽：“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更替迭代。因此，在具体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中国文化就成为侍奉主子的文化，而由此种文化陶冶教养的民族精神（国民性）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因为奴隶即“不能发表自己观点的人”（注：转引伊迪丝·汉米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源流》，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欧里庇得斯语）。 在这样奴性文化语境里，“我”就像一枚空洞的果核，只是出于语法的需要被安排在某个位置上，很难繁殖出新的意义，更不可能生发出“我是谁？”，“我向何处去？”的哲学追问。连绵千年的传统把“我”锁定在一个狭窄的使用范围，反过来，意义狭窄的词语又限制着使用者的知性和想象。实际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除了个别的历史阶段（比如，魏晋南北朝）外，我们词典里的“我”基本上是没有个体价值意识的“无我”，是不敢别异，泯于大群的“非我”，是一味迎合权势偏见的凶兽形的羊群，是“默默身受宰割和灭亡”的社会动物。由这样的“我”乌合构成的“群我”只能是麻木卑怯的国民，示众的材料，戏剧的看客。 曾有人说过，鲁迅的小说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的百科全书，毫无疑问，“我”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条。在“我”的使用上，鲁迅表现出思想家的精深和艺术家的幽微。“我”浮显在由“我”的使用者，使用场景和情景构成杂然纷呈的上下文中，表现出一种个性化的复杂；从传统文化因袭而来的负面意义，被西方启蒙思想化育而出的新义，由说听之间的误解引起的歧义，在比较阅读中生发的新义……，在“我”的具体化，语境化的过程中，词语以其丰富的变异包裹了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非我性”的批判，对国民意识结构的“无我性”的解剖，对自我空洞化过程的观察。 二 鲁迅毕其一生都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负面形态：收集国民“无我”的病例，追索“人丧其我”的病因，探索治病的方剂。他的小说“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病态的人格占去他的小说人物的主要份额。 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不仅是一个人称符号，而且是一线缝隙——我们由此窥见说“我”的人或不说“我”的人隐秘的意识肿瘤；声音不仅是描写音响品质的字词，而且是一面镜子，反射出他们的形象和性格。根据他们说“我”的频率、动机、声调，我们归纳出四组“无我性”人格类型，或者说病例。 第一组： 一般不在人前，即在与“你”的关系中使用“我”的自称，或者以“我们”，“我家”之类的集合代词，代名词置换“我”的主体性。这类人多苟活在社会最底层且多为比奴隶还要卑弱的女性、寡妇，例如《药》里的华大妈，《明天》里的单四嫂子，《祝福》里的祥林嫂。“不能说话的毛病”（注：《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常常引起声音的弱化。例如，华大妈人前人后只敢用低低的声音说话；单四嫂子抱子求医，内心如焚，只敢“局局促促地说”，“不好意思再问”，路遇居心不正的蓝皮阿五，受到轻微的性骚扰，也不敢声张；祥林嫂一度是沉默寡言的壮劳力，在夫家绑架她时，仅仅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也没有什么声息”。作为低层女性，尤其作为寡妇，她们只能用丈夫的姓氏，从属性的社会角色指称自己。实际上，除了无我，无名，无人的资格外，她们还要缄口无言的生活。社会习俗和文化偏见不仅灭裂她们的自我，还要箝住她们的口舌，再加上自身的愚钝，她们只得沦入无话可说，无效说话的失语状态。即使身受失子剧创，她们也只会把蚀心的痛苦简化成呻吟，叹息，呜咽之类实同无声的声音。 她们之中的祥林嫂尝试过打破沉默。她喋喋哀述自己如何失去了儿子。但她的多话还是一种失语，因为她无力把自己独语式的叙说提升成一种较高的精神感悟，从自己的悲哀中咀嚼出存在的残酷，唤起改变它的意志；她甚至无力更新自己的叙述技巧以争取听众的同情。毫无新意的反复使叙述程序化了，空洞化了。在兀自流动的语流里，作为儿子死亡事件当事人的“我”的主体性，重要性被挥发了，以致于她在自己的故事里倒像一个局外人。无效叙述的结果等于无声。最终，听众的冷与聋把她驱回缄口无言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