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谈的问题，我以为是大陆和台湾的儿童文学都面临的问题。而其中的大陆，似乎尤其要注意这些问题。 我要把话题谈开，然后落脚到儿童文学上。 我首先来回顾一下形而下的思维习惯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困境。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讲到过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有人不喜欢），但我愿意坚持它。我说：今天，我们在比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区别时，道出许多不同。但我以为，这众多不同，皆属皮毛之异，而非两者的根本之异。根本之异是在形而下的中国文学的那一面，世界文学，特别是已进入现代形态的世界文学，酝酿于心并在实践中竭力抵达的层面却正是形而上。 中国作家对“当前问题”一贯表以热情，大概是举世无双的。他们不断调整他们的视角，以能密切注意社会现实，追踪种种忽来忽去、忽生忽灭的问题。为了消除本已没有多大间隔的与社会现实的距离，他们采取了世界上的作家很难做到的行动：到生活中去。这种行为，非个体行为，而是一种集体行为。这种行为后来被格式化，成了一种必然的程序与方式。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鼓吹文学交给形而下的历史。 当年郭沫若曾写下了颇为形而上的《凤凰涅槃》、《天狗》、《女神》，但后来他却用这支笔写下了关于“防治棉蚜虫”的文字，把从前那种对人生、生命、存在的焦虑，变成了对小小虫子咬啮棉桃的焦虑。这一发生在中国文坛的一段“佳话”绝非偶然。它典型而绝妙地向我们诉说了从前中国当代文学曾有过的一种命运，一种倾向，一种志趣。不久前，我翻查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看到一位文学界的要人的一篇文章，他引了一首叫《小篷船》的民歌。这首民歌隆重推出的情景只不过是积肥送粪——“小篷船，装粪来”云云。作为一首民歌，我们不必去苛求它对表现对象的过于实在的选择。但当作家和批评家对这路文字居然大加赏识时，这就使人不得不产生疑问了。这位要人随即写道：“谁歌颂过积肥送粪的事情呢？现在送粪入了诗，而且充满了诗情画意。”且不说送大粪这样一个情景何以能产生“诗情画意”（什么样的情景可以产生“诗情画意”，什么样的情景不能产生“诗情画意”，并非没有限定的），就说这一情景可能产生的精神境界之高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写问题这一行为本身无关乎形而上与形而下。西方现代小说（如萨特、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实际上都是问题小说。我们的阅读所见，非人，非情节，而正是那些具有意味或干脆就是哲学问题。只有当“问题”这一单词与“当前”这一单词联结起来时，才可能走入形而下——甚至可以说，如此联结，将会使文学不可逆转地走入形而下的层面。“当前问题”后面的潜语是：这个问题既不是从前的问题，也不是以后的问题。当将这一潜语浮出，我们便立即看出了“当前问题”与“形而下”之间的等号。形而上的问题绝不可能不是“从前问题”和“以后问题”而仅仅是“当前问题”。形而上的问题，必然既是从前的，也是当前与以后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只是这一时间里是有的，存活的，而在另一时间里是无的，是死亡的。 我以为，有一个问题，是应该严肃而认真地思考的，这就是中国作家如何区分出他自身所有的知识分子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他是知识分子，但又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是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他应有时代的良知，应有关心当前问题的责任。他可以在会议上，在报纸上，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下，发表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看法，发表自己对一些政策的态度。但作为一个作家，大概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示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然而，许多年来，我们没有将这两种身份区别开来，只记住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作家。作家有作家要干的活，这一点忘了。 文学从一开始，大概就是与实用无关的。它之所以是一种叫“文学”的东西，也正是因为它不具有实用的功能与价值。它并不推卸对现实生活所承担的责任。现实主义的文学，始终关注时代，关注现实，但现实主义，绝非实用主义。如果把现实主义降低到防治棉蚜虫或积肥送粪的水平上，这是对现实主义的庸俗理解。我们在鲁迅、巴尔扎克等人看似形而下的生活画面底部所发现的，绝非是随时都可能消亡的“当前问题”。关于防治棉蚜虫的诗篇或什么积肥送粪的诗篇抑或是配合婚姻法的小说已灰飞烟灭，但，《高老头》、《孔乙己》、《故乡》，却依然不可动摇地作为经典，使今人的阅读兴趣一如前人，觉其灿烂如新。 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性质、功能与使命，是无法改变的。人类当然会有种种实用的需要，但人类自有其它种种解决他们实用目的的方式，唯独不应求助于文学。因为一旦使文学充当以达到实用目的的角色，它就不再是文学。文学就是这样的一个。它是被规定了的，这就如同我们称一张椅子为椅子为椅子，是因为它具有可供我们坐下学习与坐下休息的功能一样。如果它没有可供我们坐下的功能，那它就不是椅子，而成为另外一样东西了。 米兰·昆德拉在谈到小说存在的理由时，说：“我很理解和赞同海尔曼·布洛赫的固执重复：发现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所有这一切发现，都是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发现。 关于世界文学的现代走向，我们更看得越来越清楚，这就是：越来越形而上。 对现代形态的文学，我个人的态度有一定保留。因为，我觉得它在有些方面，已不是形而上的问题，而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了。对于本原、神性一类的问题的关注，显得有点过于大而无当。那些类似于中世纪关于“一根针尖上到底能站多少魔鬼？上帝能创造出连他本人也搬不动的石头来吗？”的问题，显得有点无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