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小品（注：此处指除小说、戏剧、诗歌外的文体，即广义散文。），是指出现在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文坛，在近代城市型俗文化——海派文化熏染下，具有现代都市市民文化性格和人生态度的作家，而对都市生活的情感体验的真实记录。这些作家有30年代就出名的叶灵凤、施蛰存、穆时英、章依萍、章克标、钱歌川等；也有40年代大出风头的张爱玲、苏青、徐 、无名氏等。这些作家创作了大量小品，大多发表在《论语》、《宇宙风》、《人间世》、《现代》、《文饭小品》、《天地》、《杂志》等海派性质的刊物上，后都相继结集出版。海派小品在现代散文小品里属市民散文小品一路。它的诞生，意味着散文小品领域“都会诗人”（注：鲁迅《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719页。）的缺席状态终结。我们知道，当时在上海的小品派别，除海派小品外，还有新月派绅士小品、左翼战斗小品、论语派幽默小品、立达派为人生小品等。为何独独海派小品是市民小品，本文试图从其生 成机制回答这一问题。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任何一个文学流派产生与发展都不是与世隔绝而存在的。可以说，海派小品是都市商业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作为现代商业文化儿女的文人对文化选择的结果。海派小品的生成离不开社会现实（包括读者的生成）、作家主体、小品观念发展等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 首先考察海派小品产生的社会现实因素。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的初具规模，上海市民社会的产生和迅猛发展及市民的文化需求，是海派小品生成的社会现实基础。 都市发展的初具规模。上海自近代开埠以后，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短短数十年内，近代性质的都市开始产生和形成。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迅速崛起为现代经济大都市。据民国24年的《上海市年鉴三·土地人口》（注：上海通志馆编第2页。）记载： 年份 1930 1931 1933 人口 314万 330万 340万 汽车 8000辆10000辆 12000辆 新出现的工厂、商店、银行、饭店以及舞厅、酒吧、咖啡厅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市，形成更加发达兴旺的上海，更加沸腾的都市生活。40年代，上海处在孤岛沦陷区的独特环境里，政治控制的弱化与商业的强化，使上海都市出现了畸形的繁荣。 随着上海都市的产生和发展，继之而来的是上海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市民的文化趣味与需求的产生。所谓市民社会，是指相对自由的商品生产行为构成独立的社会运行机制，又往往与城市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市民社会产生的一般机制是，完备的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的普遍化联系在一起，商业机制要求私人的生产、交换、消费活动摆脱政府的干预，并取代政治机制对社会运作的支配。人们不再对政权负责，而只对商品行为负责。这就意味着市民社会可以脱离政治社会而独立存在，成为一种普通而现实的社会形态。 现代都市不是像古代城市那样由于政治、军事等因素而促成的，而是由商业经济因素而形成的。都市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商业机制的作用。完备的商业机制对上海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上海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分开，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当然，西方在沪地自1843年（清道光23年）开辟的租界（后来租界面积不断扩大，开辟租界的国家也不断增多），其先进的社会组织建构和新型的市民文化，在上海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桥梁和榜样的作用。 上海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审美文化的分化。在市民社会里，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体制文化与代表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文人文化逐渐消退；而代表一般市民意志的市民文化迅速兴起。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分离，市民根据自身状况在文化上提出需求。借用柯灵在《孤岛回忆录·小引》中的话“思想领域没有真空，表达人们心声的文学也没有真空”，可换成：市民的思想没有真空，表达市民心声的文学也没有真空。显然，市民文化既从政治社会中分化出来，那就不可能再遵守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不可能满足主流文化。市民社会里，市民文化服从商业经济机制，使其精神产品商品化，大众化，以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遂使文人文化、体制文化不断消退。 市民文化是市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三、四十年代上海市民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给市民意识的繁衍提供了相当宽阔的温床。市民意识是由一系列复杂的价值趣味混杂而成的，其内涵呈模糊性，外延呈松散性。同样，市民文化的审美需求也是异质杂多，不断变化，几乎不能用某种定型的模式概括。但尽管如此，市民文化的审美要求总还有一个主导趣味倾向存在。这种主导趣味的倾向，是由市民社会本性（即满足个体生存需要和个人主义原则）和三、四十年代上海市民社会的亦中亦西、亦旧亦新，缺乏相应公民文化等特点所决定的。当时上海市民的审美文化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市民的审美文化对政治的日益疏远；二是市民的审美文化从内容到机制表现出彻底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倾向；三是上海市民的主体素质决定审美文化的感官化、粗俗化，嗜奇尚异的倾向。 市民审美文化需求的特点，确定了产生在紧张、高速、拥挤、狭窄的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环境里的市民文化大致取向：在闲暇之余，但求放松，移情宣泄。在三、四十年代上海市民文化里，虽不乏有探索人生的严肃主题，有“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的传统修身要求，但仍以闲暇生活和娱乐文化最为兴盛，宣扬“人生不乐也徒然，死后一文不带去”的极端享乐主义的欲望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