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在《赠小丁》里别有用心地写道：“至于诗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嘿嘿冷笑”，时代的尴尬造成了诗人的尴尬。后朦胧诗自从确立其身份和姿态以来，就一直面对着政治、技术理性、商品经济结盟的意识形态压力，尤其是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使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转换，人的生存变得日趋表层化、平面化，对内在精神的渴求愈来愈被肤浅的欲望所取代，作为民族触角的诗人所营造的语言幻觉显得越来越轻飘。诗歌事实上正逐渐遭到社会大众的遗弃。王寅对“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的感谢”（《朗诵》），俞心焦对诗人末日的《悼念》，伊沙的《饿死诗人》和“在冬天”“给诗人收尸”的宣告（《悲愤的收尸者》），以及刘漫流向“未来的读者们”“郑重托付”“这些”“主人已逝”的诗篇的举措（《致未来的读者们》），还有廖亦武在《死城》、《黄城》中对“无出路”状态的展示等，都表明我们已进入了思想贫困时代。后朦胧诗的语境完整地经历了尼采的“上帝之死”、德里达和福柯的“人之死”、利奥塔德的“知识分子之死”而抵达了“悲剧之死”的境地。在这过程中，后朦胧诗歌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流向，诗人们要么随着时代一起破碎、瓦解、变动，要么转向关注精神超越性和价值追问性的永恒命题，即从拆解与重构的不同角度给当下的诗歌本体命名。前者倾向于书写当下的生存状态，包括对琐屑生活细节的迷恋、排斥，对个人感受的呈现等等，总体上表现出对生命领域的全面暴露；后者则以社会良知、历史或文化代言人的身份主动承担价值重构的责任。与“史诗”、“回返传统”的诗歌不同，后朦胧诗歌中的相当一部分更注重以一种人类大文化作为思考的背景，专注地将精神因素导入与上帝体系有关的一切，顺承并超越了朦胧诗的广义性，从而成为精神贫困时代体现“终极关怀”的神圣标本。海子、骆一禾、西川、戈麦、欧阳江河、陈东东、张真、臧棣等诗人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一追求。 海德格尔认为，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追问终极价值之责任的诗人，都称不上这个贫困时代的真正诗人，贫困时代真正诗人的本质在于：诗的活动在他身上成为对丧失了绝对价值的诗的追问。为此，诗人必须把自己诗化为诗的本质。面对价值观念行将毁灭的时代，要么提出与传统信念完全不同的新的观点，要么处在这种危机意识中，对历史上的传统信念再反思、再审察，以帮助了解我们的境况，寻找世界意义存在的基础。在海子、骆一禾等诗人看来，诗负有对人类的精神归宿、对人的灵魂道路的抉择和确立的崇高责任，负有克服主观和客观、人和自然、意识和无意识、自我和世界分裂的责任（《倾向》1998年第一期《前记》）。不管这种叩问和建构“精神乌托邦”的努力在当代显得多么虚幻和软弱（海子、骆一禾、戈麦的相继弃世是有力的注脚），它毕竟给这个贫困时代注入了“灵魂”因素，而把人类引向深度生存的形而上问题，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失的。 后朦胧诗首先揭示了理性文明和欲望对精神世界的扼杀，展现现代人灵魂的漂泊状态，丧失家园的疼痛感、焦灼感与重建家园的深层渴望交织在一起。“土地”的丧失，使“现代人 一只焦黄的老虎”所能找到“替代土地的 是一种短暂而抽搐的欲望／肤浅的积木 玩具般的欲望”（海子《土地》），大地即精神家园本身恢宏的生命力只剩下欲望，可见我们丧失之多：“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海子《秋》）。不少诗作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整体语境从政治逐渐转向经济，文革对人性的摧残以及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这两种混合力量的陈述，曾经构成了80年代一段短暂的文化复兴运动，其总体特征仍然源于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也就是说，文化没有回到自身，精神的不安来自政治化社会的缺陷。但商品经济确立起主流话语地位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明受到工业文明日益强大的挑战，转型期的所有矛盾暴露无遗，金钱、权力和技术成为压制一直享受崇高地位的文化精神的决定性要素。俞心焦看到了“被诗歌滋养的土地正大片大片地丧失”（《才能》），不禁嘲讽地问道：“在深夜，在举着灯笼的地方／那些摸惯金币的手还能摸到什么”（《子夜》）；雪迪则用象征手法描述黑夜的来临：“乌鸦从脚下／贴着我的血管向上飞来……在虚弱的‘艺术’外面，什么东西／能有效地摧毁人类亵渎灵魂的罪恶”（《乌鸦笼罩麦田》）；孟浪的描述更为有力：“这一阵乌鸦刮过来／像一片足够用力的种子／在我身边的土地上撒遍”（《这一阵乌鸦刮过来》）；还有郑单衣在《夏天的翅膀》里对“黑夜统治着世界”的宣告，王家新《赞美》“秋天来了”、《预感》“这时房子在漂流，你的灵魂／开始漂流”等等，众多诗歌都注意到了文化精神濒临沦丧或正在沦丧的事实，人们愈来愈远离内心，远离情感和玄思。价值体系的松散悬浮状态让人们处于普遍的放逐之中，乌鸦、石头、秋天、黑夜、村庄等众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表明了世界存在的荒芜，对人的灵魂真切的威胁来得那么迅猛和彻底。“家乡的红果园／心灵的创伤连成一片／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家乡，火红的云端／一团烈焰将光滑的兽皮洗染”（戈麦《红果园》）。诗人担当着寻求信念、确立价值的使命，萨特说“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广义的真正诗人就是为人的灵魂立法者、精神牧师，连同精神本身使人区别于动物。诗人关心的是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世界的命运以及我的命运、整个人类的命运究竟怎样。但是现实的变动，日趋强化的物质化、商品化的世俗观念，无情地摧毁着精神层面的东西，旧的价值核心已然消解，新的文化体系尚未明朗，连诗人自己也感到梦想和沉思缺少依托：“写诗如同活着，只是为了／责任，或灵魂的高贵而美丽／……然而，一次又一次，我这样说了／也试图这样去做，但有什么意义／当面对着心灵的荒漠／和时间巨大的废墟”（张曙光《责任》）。可以说，在后朦胧诗人那里，写作的责任和有效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裂，原因在于整个文化话语的边缘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明悠久浑厚的优越感第一次在文人（诗人）身上如此失落，但传统文化的力量在知识分子的血液里又是如此浓厚。然而，“写作乃是使命与拯救的问题……是一个终人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注：〔法〕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2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真正的诗人一如雅典娜神庙的猫头鹰，只在夜色中飞叫。虽然中国的后朦胧诗人没有经历过人本精神的历史性蒙难，如西方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荒原”；甚至也没有朦胧诗人对“文革”摧残人性的切身体会，并且又是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他们对神圣价值缺席的不安未免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但这种精神因素的出现，正是诗歌摆脱琐屑走向“大气”的预兆，也是人的生存境界趋于升华的转机。精神世界的内蕴与外部世界的文明表现是成正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