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中国多灾多难的40年代，诗歌的确迎来了又一次发展的机会。当年艾青就多次反复地肯定了这一点，他说： 抗战以来，中国的新诗，由于培植它的土壤的肥沃，由于人民生活的艰苦与困难，由于诗人的战斗经验的艰苦与复杂，和他们向生活突进的勇敢，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多少地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充实和丰富了。 （《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 从抗战以来，新诗的收获，决不比文学的其他部门少些。我们已看到了不少的优秀作品，那些作品主题的明确性，技巧的圆熟，是标帜了新诗发展之一定程序的。那些作品，无论在他们的对于现实刻画的深度上、文学风格的高度上，和作者在那上面所安置的意欲之宽阔上，都是超越了以前的新诗所曾到达的成就的。 （《诗与时代》） 至于抗战以来的新诗，它是二十年来新诗的延续，它的成绩，无论从量上和从质上看，都不会失去了作为“更进一步的发展”的价值。许多诗人献身给战争，许多诗人为祖国的命运而呈出了自己的赤诚的心，许多诗人用无比真挚的语言诉说了对于祖国的爱……这些诗人将和祖国共存亡，这些诗篇将和祖国共存亡。 （《诗的祝祷》） 作为40年代新诗的见证人，作为新诗创作和评论的忠实实践者，艾青的这些评价应当说是准确的。其实，当时很多诗评家也都对新诗的成就持充分肯定的态度。时隔30多年后，绿原在《白色花》序中也说：“单就新诗而言，随着抗战对于人民精神的涤荡和振奋，40年代也应当说是它的一个成熟期。不但艾青的创作以其夺目的光彩为中国新诗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更有一大批青年诗人在他的影响下，共同把自由诗推向了一个坚实的新高峰，其深度与广度是20年代和30年代所无法企及的。” 纵观40年代诗歌，它有着鲜明的历史特征和历史贡献。 “五四”以后，新诗与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体裁平行发展，但在40年代，诗却比其它文学样式获得了更多的参与机会。诗歌运动、诗歌研讨活动最为热闹，各种诗体的试验最为活跃。作家、诗人写诗，广大群众也写诗。诗与一切文化活动紧密相连，诗与一切现实斗争紧密相连，诗参与现实生活的热情和参与的广泛性，大大地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在40年代，诗渗透到了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诗出尽了“风头”。 很多文化人士借助诗这种形式介入广泛的社会层面，通过诗歌这种形式表达出广泛的社会共鸣。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同步，诗歌经历了一场较大的革命，它在观念上强化了它的工具性，同时在形态上经历了一个脱雅入俗的过程，渐趋大众化与民间性。诗歌传播与诗歌普及的广泛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地联结着社会和大众，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发挥了社会“代言者”的职能，诗歌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与亲近，它有力地宣告了诗歌作为理性载体的胜利。 在40年代，诗歌和当时社会一样，在趋同中寻求发展。虽然那时诗歌团体不少，但真正具有流派性质的也不多，即使具有流派性质的中国诗坛派、延安诗派、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也并不存在像20年代和30年代那样的流派间的尖锐对立状况，并且流派之间的趋同性是明显的。如中国诗坛派、延安诗派和七月诗派都是遵奉现实主义的流派，其政治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并无大异；九叶诗派在忠实现实情感方面也与其它诗派相通。当时的诗坛求同是主导性的，而同中也有相异的部分。如果说20年代是一种“共生、皆荣”的诗歌格局，30年代是一种“冲突、并存”的诗歌格局，那么40年代则是一种“求同、存异”的诗歌格局。当然，这种求同的主导性格有利于诗歌声势的扩展，有利于诗歌社会功利作用的发挥，同时，也有利于诗歌水平的整体性上升。但是，风格迥异的诗歌流派的减少和隐退，也影响了诗歌的多方面的开拓与发展。不过，像真正具有流派特征的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在寻求流派的发展中，为40年代诗歌增添了多样的光彩。当40年代诗坛主潮把为政治服务、紧贴现实抬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内容的“革命”掩盖了诗质和诗艺的时候，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都从各自的立场感到了矫正时弊的必要，感到了诗人应该具备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品格与能力，只有把创作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压力下，把它纳入到时代与我们自身的多重关联中，才能获得一种切实的诗歌意识和一种敏锐的话语转换能力。七月诗派在坚持现实主义的时候，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使诗歌保持本体抒写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九叶诗派则以平衡的姿态，矫正诗的多种偏向，使诗回到诗那里去，使诗不失去应有的特质。正因为这样，40年代中后期诗坛更趋多元化，诗歌的质量也有了较大提高。这说明，诗歌的发展，离不开流派间的竞争与开拓、趋异与协调的作用。 在整个40年代，浪漫主义一直附着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中，没有独立地生长起来，也没有形成流派。可以看到，在延安诗派、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那里，或明或暗地呈现出它那活动的身影，它仍然像30年代一样，表现出明显的依附性特征。在本时期，现实主义成为诗坛的主潮，很多诗人对此趋之若鹜，但沉潜其中的认真探索者并不太多，一股浮躁、肤浅之风，使其所取得的实际成就与它所表现出的声威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但从整体上看，现实主义由于得着良好的机遇，还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有成就的现实主义诗人中，也并非千口一腔，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在现实主义的同台和声中，艾青、田间、臧克家都是有着独特风格的诗人，他们的诗都是直接从现实中发掘出来的，都在真实的创造中给读者以真实的思考和感动，但也有很大的区别。田间是以人民大众的战士的燃烧的热情歌唱真理与斗争，以“年青的笔”，“养育”“斗争火焰”，其诗的直接鼓动的效果十分强烈，为艾诗所不及。臧克家与艾青一样，其诗魂依附于祖国多难的土地上，诗的激情发自于时代斗争洪流中，但其诗情在强烈的爆发中过于直泄，很多时候与田间一样是喊出来的，因而没有艾诗那样含蓄蕴藉、深沉凝重。而艾青当时对现实社会生活、矛盾斗争和人民情绪的思考与反映，却比田间、臧克家深刻，他善于塑造形象和驾驭多种表现手段，长于营构意象与意境，其以内在的诗意光彩有血有肉地再现生活的感受的艺术才能，为田间、臧克家所不及。三位诗人都是“五四”以来形成的自由诗的推动者。田间创造了新的形式，但还没有完成自己，还没有完全建立起适应新形式的机能，还未能与他所歌唱的对象完全融合；艾青是经历过所有的诗的形式的熏染，积蓄着丰富的艺术经验，达到了风格的完成的诗人；而臧克家追求形式的严谨和规范，承续中国的诗歌传统，其诗具有古典美，但它不及艾诗那样开阔、奔放与自由。三位诗人都为新诗现实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却表现出不同的内在指向性，如果说臧克家是连接着过去的诗人，田间是紧握着现实的诗人，那么艾青则是开创着未来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