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1648—1718），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是曲阜孔子的64代孙。他在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完成的悲剧名著《桃花扇》，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文艺思潮的新生和演变，对《桃花扇》的“史识”和“艺识”新见迭出。到了60年代，对孔尚任《桃花扇》的评价众说纷纭，在极“左”思潮和政治风浪中，经历了波折，甚至一度遭厄。新时期以来，从否定之否定走上正常的学术争鸣，桃红柳绿，万象更新，从而使剧中侯方域和李香君两个艺术形象的评析也得以正本清源。再加有关孔尚任诗文和传记材料的新发现，促进了问题的深入探讨。现将近百年来这方面的学术概况，分期简述如下。 一、前半世纪评家的推崇 20世纪之初，王国维自1908年至1912年钻研中国戏曲，曾极口称赞元剧之文章，但却认为不及《桃花扇》。他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王氏指出，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桃花扇》是中国戏曲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1915年，吴梅为刘世珩暖红室校订《桃花扇》后，写了一篇题识，并在所著《顾曲麈谈》中赞扬此剧“不独词曲之佳，即科白中诗词对偶，亦无一不美”。1918年7月， 他又写了《桃花扇传奇跋》，专论其艺术成就说：“东塘此作，阅十余年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结撰，其中虽科诨亦有所本。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作信史。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王国维和吴梅是20世纪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开创者，他俩对《桃花扇》的艺术评价很高，但都没有触及孔尚任的身世和剧作的思想内容。在清末民初，能结合文艺思潮来探索孔尚任《桃花扇》主旨的学者，当推梁启超为第一人。1903年，他在《小说丛话》中首先揭示了《桃花扇》的民族主义实质，他说： 《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盖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一读之使人生故国之感。……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注：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4页。）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强调小说戏剧能开发民智，促进变革。早在1902年，他自己就着手创作了具有革命精神的《劫灰梦传奇》和《新罗马传奇》两个剧本，宣示其创作主旨是“振国民精神”。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梁启超特别张扬《桃花扇》的民族意识。他的论点，影响深远。他偏爱此剧，手不释卷，即使航海出国，也必带此书，“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最终在1925年8 月完成了对《桃花扇》的校订注释工作（注：梁启超：《桃花扇注》，上海中华书局于1936年辑入《饮冰室合集》，列为专集第九十五种。1940年用《合集》纸型出版单行本，分上下二册。1941年在昆明再印。1954年文学古籍刊印社据中华书局纸版重印。），梁氏在书首附有《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一文，考述了孔尚任的生平和经历，指出剧中老赞礼就是“云亭自己写照”，“眉批是云亭经月写定的”，又考出孔尚任“性情恬逸”，“夙精音律”，“生成有好古之癖”，是一位“历史戏剧家”，“专好把历史上实人实事加以点染穿插，令人解颐”。梁启超原本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他对《桃花扇》的注释，主要的便是勾稽史实，对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人物侯方域、李香君、史可法、左良玉和马士英、阮大铖等作了十分详尽的史料考释和辨正。梁氏对《桃花扇》中许多与史实不符的描写，均在注中一一揭示。他以治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剧，忽视了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对孔尚任的笔法苛求太甚。特别对于《沉江》一出，他认为与史可法殉难于扬州的史实完全不合，于是便进行了一番辨析订正的工作。梁氏也知道历史剧不等于历史教科书，承认“剧场搬演，勿作事实观也”（第四十出注二），“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剑也”（第七出注一）。但总的说来，梁启超之注《桃花扇》，史识多而艺识少，这是他的局限。 受梁氏影响而以史识来研究《桃花扇》的论文，有萨孟武的《由〈桃花扇〉观察明季的政治现象》和《由〈桃花扇〉谈到明代没落的原因》（注：载于1933年《中央时事周报》2卷25、27期及29期。）， 还有絮因的《〈桃花扇〉里的民族魂》（注：载于1934年8 月《民族文艺》1卷5期。）。至于进一步研究孔尚任生平的，则有容肇祖发表在1934年4月《岭南学报》3卷2期上的《孔尚任年谱》。 容氏以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七十七的《孔尚任传》为基础，排比了孔尚任一生的历程，优点是对孔尚任的诗文作品进行了编年，但在事迹考述方面失于简略。 这期间，在各家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孔尚任《桃花扇》是必定列举的文学名著，而且公认它是“写亡国哀感的历史剧”。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28年）、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1931 年）、 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1933年）、林之棠《中国文学史》（1934年）、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1935年）、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1937年）、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40年）等等，对《桃花扇》都一致推崇。 从3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桃花扇》“成为使大家激励奋发的古典作品”，《桃花扇·余韵》中的《哀江南》套曲成了中学国文课本中的必读篇目，形成了“《桃花扇》热”（注：见黄裳：“杨龙友”，（《读书》1980年第11期）。）。抗战期间，中华书局在昆明重印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剧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引起了读者的共鸣。1943年4月，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国文月刊》第21期上， 发表了方霞光的《校点桃花扇新序》，道出了当时国难当头、民族救亡者的识见。方霞光认为“《桃花扇》是明亡痛史”，文中说： 侯李的恋爱，不过是宾，是衬托；桃花扇一词乃出于杜撰，或别有寓意（方氏认为是针对权奸阮大铖的《燕子笺》而发的）。而所称扇上所系的南朝兴亡治乱，却倒是作者所要认真评述的。他对于这亡国之原，忠奸之辨，看得很痛心，很透彻，所以才用一种历史的态度来撰作这一部传奇，微言大义，有所寄托，我们不可不用心去领略。……其中人物，各具个性，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成仁取义，廉节自守的英雄义士烈女；一类是求名骛利、卑诈下流的奸佞小人。前一类人奋斗、吃苦，不屈；后一类人偷安，享乐，投降。刻画深微，活灵活现。 方霞光特别欣赏《桃花扇》第三十出对史可法沉江的描写，认为“那是一篇最好的文章，读之令人泪下。虽说他是在南京未陷之前死守扬州，城破之时，被多铎杀了的，沉江之说，与事实不符。但史公死事之烈，却是众人承认的。”方氏分析孔尚任不写史可法死于扬州而虚构沉江殉国的原因，除了“要造成戏剧的气氛”以外，更主要的是为了“避免直接描述清兵的罪行”。因为清代的“文字狱多极了，作者是只能如此”。如果按事实写史可法在扬州殉难，则势必触及清兵在扬州屠城的惨祸。“我们得体谅作者那时的政治环境。试想作者写的事情与清人关系极多，而却避免，一字不及，那可想而知作者怨恨之极，只能作无言之斥责了。”这种论述，可说是方氏独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