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晚明的狂生徐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艺术通才。他曾颇为自负地声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注：见陶望龄《徐文长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徐记室渭》。），如果再加上他自己未予置评而又深受后辈揄扬的戏曲创作，那么，他的创作几乎涵盖了传统文人创作的各个方面。由于徐渭在创作上的巨大成就，更因为他作为明代后期文学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的特殊身份，徐渭的创作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当代研究者们的关注和重新解读。但是，纵观近年来的徐渭研究，不难发现，与对徐渭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戏曲创作等方面的研究相比，有关徐渭的散文创作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或许这与徐渭文集中充斥着大量的应酬文字，令人很难有耐心卒读的状况有关。但是，晚明文学解放运动的巨擘袁宏道并未因此而减低对徐渭的敬佩，他认为徐渭的诗文“一扫近代秽芜之习”（注：见袁宏道《徐文长传》。），称赞他的文章在明朝数得上第一（注：见陶望龄《徐文长传》，虞淳熙《徐文长集序》。）。袁宏道对徐渭的赞誉不会是没有道理的，这对我们也是不无启发的：假如不对徐渭的散文作一番探讨，那么，我们对崛起于晚明的文学解放运动的发展脉络及其性质的理解，就有可能带有某些方面的片面性。 一 徐渭在晚明是以狂傲不羁著称的。胡宗宪总制东南，声势煊赫，“文武将吏庭见，惧诛责，无敢仰者”，徐渭却敢于以屡试不第的秀才的身份“长揖就坐，纵谭天下事，旁若无人”；胡宗宪后来因党严嵩而被捕，死于狱中，徐渭“冤愤不已，而力不能报，往往形之诗篇”，他还多次自杀，甚至发出“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的悲怆呼号；此后徐渭又因猜妒而杀继室张氏，被关入狱中长达七年，在亲友特别是同为王门子弟的同乡张元忭的营救下得到释放。徐渭心怀感激之情与张元忭接近，可当张及其友人欲以礼法来拘束他的时候，他愤然说道：“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并绝然辞去；回乡之后，徐渭更加憎恶官场中的富贵之人，“自郡守丞以下求与见者，皆不得也。尝有诣者伺便排户半入，渭遽手拒扉，口应曰：‘某不在’”，即使是“人多以是怪恨之”也不改故态（注：见袁宏道《徐文长传》，陶望龄《徐文长传》，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徐渭《自为墓志铭》。）。凡此种种不近人情的举动，正表现了徐渭对自我真实的执著。明末的章重就准确地把握了徐渭这一心态所反映出来的人格特征，他在为张岱所校辑的《徐文长逸稿》而写的《梦遇》一文中便如此地感叹：“先生志不媚世，存吾真而已！” 徐渭独立不羁的人格规定了他的创作方向，可以说，徐渭的散文就是他执著于自我真实这一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徐渭生活的时代，正是后七子把持明代正宗文坛、应者云从的时期（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陈征士弼》：“自嘉靖末，迄今八十余年，七子之风声，浸淫海内。”）。对于后七子的食古不化，以为只要“格调”高古就足以将诗文创作引上正途的理论和实践，徐渭采取的是不屑一顾、“斥而奴之”的激烈态度：“今世为文章，动言宗汉西京，负董、贾、刘、扬者满天下；至于词，非屈、宋、唐、景，则掩卷而不顾。及扣其所极致，其于文也，求如贾生之通达国体，一疏万言，无一字不写其胸膈者，果满天下矣乎？或未必然也。于词也，求如宋玉之辨，其风于兰台，以感悟其主，使异代之人听之，犹足以兴，亦果满天下矣乎？亦或未必然也。”（《胡大参集序》）他甚至还挖苦七子的“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的创作，将之比喻为“鸟学人言”（《叶子肃诗序》）。徐渭不仅从反面针锋相对地批驳后七子的主张，在《赠成翁序》中，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正面理论主张，那就是写“真我”，以真去伪。他说：“今天下事鲜不伪者，而文为甚。夫真者，伪之反也。故五味必淡，食斯真矣；五音必希，听斯真矣；五色不华，视斯真矣。凡人能真此三者，推而至于他，将未有不真者。” 所谓“真”，就是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试看徐渭《赠礼师序》一文中对韩愈的评价：“论道则稍疵，及攻佛，又攻其粗者也。”众所周知，在韩愈的一生中，倡导道统和排斥佛学异端是二而一的，后人对他祟儒排佛大都持肯定态度，欧阳修等人修撰的《新唐书·韩愈传》所说“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义，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合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真德秀认为韩愈的《原道》、《论佛骨表》等文是“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有“扶正道，辟异端”之功（注：真德秀《〈大学衍义〉序》、《文章正宗》。），就是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当然，对韩愈的倡儒排佛不以为然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苏轼和朱熹（注：苏轼《韩愈论》：“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朱熹《读唐志》：“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不过，苏轼是站在思想活泼的文学家立场上不满韩愈对圣人之道盲目的“张而大之”的作法，朱熹是以理学家的身份指责韩愈割裂道与文，甚至重文轻道，他们都没有触及韩愈崇儒辟佛本身的理论漏洞。徐渭则不然，由于他对儒学佛学都有一番钻研，所以他认为韩愈所称道的“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为之盛”只不过是“吾儒之粗”，而韩愈攻击佛教徒“祝发而髡之”、“绝父子蔑君臣”也只是皮相之谈；他还进一步论证了“佛氏论心”的“精微之旨”反而能补足儒学本身的缺弊。与宋明理学家既要吸收佛教精华却又羞羞答答地不肯对此加以承认的态度相比，徐渭确实是大胆而又直率的。更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为对韩愈的尊重，并没有因为自己不止一次表示“昌黎之文，余夙诵好之”，就掩饰自己对韩愈的不同看法。徐渭对胡宗宪的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胡宗宪对徐渭有知遇之恩，贵为总戎的胡宗宪对八次应举不得一第的穷秀才徐渭言听计从，尊礼有加，这不能不使徐渭感恩戴德，因此徐谓在《奉答少保公书》、《少保公五十寿篇》等文中对胡宗宪的不乏过情之誉的吹嘘，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这绝非徐渭对胡宗宪的评价的全部。嘉靖三十三年，胡宗宪出按浙江，次年他与赵文华部署明军进击盘踞在陶宅的倭寇，因指挥失当，大败而归（注：《明史·胡宗宪传》，《明通鉴》卷61。）。徐渭专门为此为了《陶宅战归序》一文，在记叙了主持军事行动的大吏不听从了解情况的会稽县尉吴君和王山人的积极建议，不明了倭寇虚实的情况下贸然进兵，以至明军一败再败之后，感叹道：“嗟夫，世独忧无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虚位，在下者无实权，此事之所以日敝也。”再联想到徐渭在《拟上府书》、《拟上督府书》、《治气治心》等文中对用兵之法的建言，对“用兵之妙，机而已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也，取胜不难，知化难也。故曰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也”的论述，也就不难窥见徐渭对胡宗宪不善用兵的不满了。不仅如此，就算胡宗宪下狱瘐死的消息使徐渭痛心疾首之时，他也没有听凭痛失知音的感怆压倒一切。在为胡宗宪写的仅百字的《祭少保公文》中，徐渭竟然两次提到“公之律已也则当思己之过”。仅此数端，亦可见徐渭对胡宗宪盖棺论定的另一面了，他并没有因个人恩怨就丧失了“真我”。再如《瑞麦赋》，也是一篇颇有意思的作品。嵊县吴县令“治有恩惠，时麦秀有多至三歧者”，于是该县县学子弟不远百里跑到山阴请徐渭写赋歌颂，这大概是由于徐渭曾代胡宗宪写过《进白鹿表》，使得嘉靖皇帝“大嘉悦”，从而名闻天下的缘故。可徐渭却在赋中“不知忌讳”地大唱反调：“岂若今日，戎马蹂躏而甫旋，艨冲瞬息而靡定，东南当春夏之杀伤，西北苦秋冬之奔命。万室不保，一麦何支？四方如此，一县何为？”，尽管徐渭是以写“祥瑞”而时来运转的，可在他的内心深入，对“祥瑞”之说是大不以为然的，无怪乎他一有机会便吐露心声，大放厥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