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这话虽然过于笼统,但考之史实,也不为无稽之谈。因为自西晋潘陆张左的出现,文学一度繁荣之后,随着他们的消失,汉魏以来的诗歌艺术传统断若游丝,其间虽有刘琨和郭璞等人有意无意的努力,终因个人才力和社会现实的诸多原由,难以力挽狂澜,只是到了谢灵运等人的出现,才使这种局面扭转,所以钟嵘《诗品序》称谢氏为“元嘉之雄”,且成就“含跨刘、郭,凌轹潘、左”,而这已经是一百余年后的事了。在这一百多年间,诗歌——尤其是沿着汉魏诗歌艺术传统的诗歌,如果不能说是荒芜的,至少是寂寞的。特别是永嘉南渡以来直到东晋玄言诗兴盛前的诗歌,用断层化来称述,当是可以成立的。本文的目的和任务是,首先证明这段诗歌的断层化,然后探求其原因,进而阐述其对东晋诗歌发展的影响。 一 八王之乱后,又继以永嘉之乱,西晋王朝无力自振。永嘉元年,“并诸州郡为刘元海所陷,刺史刘琨独保晋阳。”(注:《晋书》卷五《怀帝纪》。)在这场浩劫中,大批文士死亡,曾经称雄于太康文坛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或死于战乱,或恬退自保。潘岳死于永康元年(公元三○○年),陆机和陆云死于太安二年(公元三○三年),张载则“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注:《晋书》卷五十五《张载传》。)张协也因为“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永嘉初,复征为黄门侍郎,托疾不就,终于家。”(注:《晋书》卷五十五《张协传》。)左思在贾谧被诛后,“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冏命为记室督,辞疾,不就。及张方纵暴都邑,举家适冀州,数岁,以疾终。”(注:《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其他一些稍有成就的文士也同样如此,夏侯湛已卒于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年),张华、石崇、欧阳建均死于永康元年(三○○年),嵇绍被害于永兴元年(公元三○四年),嵇含被害于光熙元年(公元三○六年),曹摅战死于永嘉二年(公元三○八年),阮修被害于永嘉四年(公元三一○年)(注: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挚虞饿死于永嘉五年(三一一年),其年,王瓒和庾
也为石勒所害,潘尼病卒于坞壁,傅祗暴卒于盟津。以上诸人均未能随晋室渡江。张翰则“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注:《晋书》卷九十二《张翰传》。)很明显,思乡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其恬退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避祸。战乱不仅使大批文士死亡,更给他们的心灵以巨大的影响,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永嘉南渡前后,大批文士滞留于江北,或无力渡江,或卒于乱世,致使诗坛一时寂寞,以致后世文学史家在叙述两晋诗歌发展时,无法详述,只能用粗线条的笔墨勾出一条简单的线索,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诗品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都采用这无可奈何的方法。他们又大多本之于刘宋檀道鸾在《续晋阳秋》中的一段话: 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注:一本作“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注:《世说新语·文学》“简文称许掾”条刘孝标注引。) 这段涉及两晋诗歌发展的文字,尤其是玄言诗发展的问题,引起后人议论纷纷。但可以从中看出,在叙述诗歌发展史时,从潘陆直接跳到孙许的玄言诗,刘勰、钟嵘等人在补充叙述时,最多也只拈出其中稍有成就如刘琨、郭璞者。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称赞郭璞的游仙诗“挺拔而为俊”,而在《时序》篇中又说:“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刘隗、刁协以儒学鸣世,不以文学见长;庾亮、温峤之“逾亲”和“益厚”其实并非由于“笔才”和“文思”,他们以事功擅名,文学上也主要以玄言诗自立,与潘陆之徒的继承汉魏诗歌传统尚大异其趣。而且,此时玄言诗的高潮期尚未到达,其成就也不足以与后来的孙、许之辈比肩。 除郭璞、刘琨外,当时稍有成就的诗人要数庾阐、曹毗了。《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序》称他们为“中兴之时秀”。且不说“中兴”本是晋室的自我安慰之词,就庾、曹两人的诗歌成就来看,称之为“时秀”,恐怕也是由于“蜀中无大将”了。两人诗作多所散佚,难以窥其全貌,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其诗名不若赋名。曹毗为曹休之后,《晋书》本传称其“少好文籍,善属词赋”,“又著《扬都赋》,亚于庾阐”。《世说新语·文学》篇又载:“孙兴公道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绔,非无文采,酷无裁制。”而以《扬都赋》得名的庾阐为庾亮本族,亮虽极力为之扬名,谢安却不以为然,称之为“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注:《世说新语·文学》。)从他们现存的诗作来看,也确实不如刘琨、郭璞之辈。将庾的《游仙诗》十首同郭的同题之作相比较,高下立判。这样,刘琨、郭璞便成了潘陆之后、孙许之前的硕果仅存者。那么,是否因此而改变了东晋前期诗坛的寂寞状况呢?以下可对此作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