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479年齐高帝萧道成即位之后， 在政局上自始至终警惕刘宋末年皇室成员骨肉相残导致灭国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甚至雄心勃勃地说：“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注：《南齐书·高帝纪》。）然而，482年萧道成在位不过四年病死， 太子萧赜继位，是为武帝。萧赜在政治上继续萧道成的改革措施并有所发展，具体地说这些举措包括恢复百官俸禄、一再劝课农桑、重兴学校教育、提倡勤俭为政、广泛招揽人才、多次讲武以防边患等等。经过萧道成、萧赜父子的励精图治，南齐永明年间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平稳局面。《南齐书·良政传序》云：“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这段不无溢美之辞的评述基本上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之论。 主要生活于齐高帝、武帝年间的永明诗人不少人保持着一定的积极心态和追求精神，即以谢朓为例，他在永明九年作的《和江丞北戍琅邪城》中写道：“京洛多尘雾，淮济未安流。岂不思扶剑，惜哉无轻舟。夫君良自勉，岁暮勿淹留。”既是对江孝嗣的劝慰和勉励，又表明自己不愿呆在京城，而希望仗剑跃马驰骋疆场的态度。谢朓的这首诗是和江孝嗣《北戍琅邪城》而作，江诗在感情表达上较谢诗更为直截了当，也更显得气势豪迈，如“丈夫许人世，安得顾心臆。按剑勿复言，谁能耕与织”几句，张荫嘉认为是“以义割情，吐出英雄本色，亦有劲气”。（注：张玉谷《古诗赏析》。） 谢朓的进取态度还在对帝王及祖上的赞美中表现出来。永明十年（492）秋，谢朓在荆州作《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中写道：“鹊起登吴台，凤翔陵楚甸，襟带穷岩险，帷帟尽谋选。北拒溺骖鏕，西龛收组練，江海既无波，俯仰流英眄，裘冕类禋郊，卜揆崇离殿。钓台临讲阅，樊山开广宴燕。文物共葳蕤，声明且葱倩。”对孙权在三国分争中的丰功伟绩进行了追叙，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的向往与仰慕。“三光厌分景，书轨欲同荐”两句表面上是咏史，深究起来不无影射现实的意蕴，自司马睿定都建康至南齐，南北分裂的局面已持续了一百六十年之久。作为一个生活在南齐国力较为强盛时期的诗人，拥有统一中国的想法是不足为怪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谢朓的抱负。 《和王著作八公山》是作于建武二年（495）的又一首表现谢朓追求精神的作品， 这首诗记述的是“王导谢玄破苻坚事也”（注：《六臣注文选》卷三十李周翰注。）。其中“戎州昔乱华，素景沦伊彀。阽危赖宗衮，微管寄明收。长蛇固能翦，奔鲸自此曝。道峻芳尘流，业遥年运儵。平生仰令图，吁嗟命不淑”几句，一方面追叙了祖上的功业，寄予了无限的钦羡之情，另一方面也抒写了自己的理想抱负，慨叹命运不公，以致不能如祖辈一样建功立业。这首诗与《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一起被张荫嘉誉为“清气在骨，终不以词华掩也”（注：张玉谷《古诗赏析》。）。张氏之论的着眼点在于谢朓这两首诗的内在气蕴，从中可见谢朓进取心态之一斑。 不独谢朓如此，南齐的其他诗人也不乏进取之心迹。《南史·范云传》云：“子良为南徐州、南兖州，（范）云并随府迁，每陈朝政得失于子良。”显示出他关心政治、意有所为的态度。永明十年（492），范云出使北魏，途中作《渡黄河》， 诗中首四句“河流迅且浊，汤汤不可陵。桧楫难为傍，松舟才自胜”，写黄河水势浩荡，浊浪排空，渡河艰难。中四句“空庭偃旧木，荒畴余故塍。不睹行人迹，但见狐兔兴”，描绘了异族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末二句“寄言河上老，此水何当澄”，托物言志，抒写了诗人忧国忧民、澄清天下的壮怀。在范云的另一首作品《效古诗》中，诗人同样表达了他积极用世的心曲，“朝驱左贤阵，夜薄休屠营。昔事前军幕，今逐嫖姚兵”，通过对汉将李广、霍去病等的歌咏，写出了主人公追随左右屡建奇功的豪迈情怀。从“效古”、“今逐”等字眼可以看出，诗中的主人公分明有着范云自己的身影，从中也不难看出范云的政治抱负。 又如王融。《南齐书·王融传》说其“好功名”，王融自己也不隐讳这一点，其《上书乞自效》云：“臣少重名节，早习军旅。”因此，他十分注意政局形势的变化，渴望在南北统一的大业中建立功勋，其《画汉武北伐图上疏》云：“北地残氓，东都遗老，莫不茹泣吞悲，倾耳戴目，翘心仁政，延首王风。”即表达出他的政治抱负。此外，王融在《清楚引》中写道：“崤渑多榛梗，京索久尘苗。逝将凭神武，奋剑荡遗妖。”在《从武帝琅邪城讲武应诏》中又写道：“愿陪玉銮右，一举扫燕然。”这些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诗句在南朝诗坛上并不多见，但这却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一个方面。 虽然齐高帝、武帝对刘宋末年腐败政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变革，但在用人制度上仍然沿袭刘宋以来压抑士族、提携寒门、重用典签及中书舍人以制肘诸王的政策。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注：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另一方面，“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注：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因此，南齐时诸王宗室及依附于他们的文化士族并无太多的实际权力。《南史》卷44《齐武帝诸子》云：“先是高帝、武帝为诸王置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权重蕃君。”同书还列举了武陵王晔、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贞受制于典签的实例，说明他们“言行举动，不得自专，征衣求食，必须谘访”（注：《南史·齐武帝诸子》。）。又如王融被收之际，曾请救于竟陵王子良，子良忧惧不敢救。宗室诸王尚且如此，追随他们的文化士族的实际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齐武帝甚至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注：《南史·刘系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