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建立后，元末以来的全国性战乱逐渐止息，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开始恢复，但文化氛围却因封建专制统治不断加强而日益肃杀阴冷。明代小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明初新问世的小说并不多，但它们在明代小说史，甚至中国小说史上都有着相当高的地位。《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问世，完成了创作由诉诸听觉的话本到专供案头阅读的长篇小说的转换；《剪灯新话》等文言小说的出现则结束了唐宋传奇之后约一个世纪的萧条沉寂。它们都对明代小说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可是自“五四”以来，关于明代通俗小说的研究甚多，涉及明代文言小说的论述极少，明初时文言小说创作的状况、特点，及其对后世创作的影响至今仍是值得作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剪灯新话》：战乱图景的艺术再现 明初三部最著名小说的内容显示出明显的分工。《三国演义》展现了天下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历史进程；《水浒传》对该进程的开端，即农民起义的发生原因、历程与结局作了全面描写。它们虽都演述历史故事，但作者都有意识地在创作中注入对眼前战乱的观察与思考。这两部长篇小说较少涉及普通百姓生活，而平常百姓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的故事却可在同样受战乱刺激的文言小说创作中看到。瞿佑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相当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其内容也常是“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注：瞿佑：《剪灯新话序》。）该书收有二十一篇文言短篇小说，瞿佑在书首序中说，其创作基础是“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故而书中故事多以元末明初社会大动荡为背景，即创作与时代相平行。作品篇幅短小利于迅速反映现实生活，侧重点不尽相同的各篇的组合，又使其反映面较为广泛。瞿佑熟悉本阶层人物，书中各篇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书生，间或也有地主、官僚、妓女等别类人物，但作者对其描述与评定仍从书生视角出发。这可看作本书局限之一，却也显示了作品的另一重要特点，即相当集中、真实而细腻地表现了战乱中士人阶层的经历遭遇、价值取向、心态情绪与感情生活，而士人在社会动荡时期许多方面的感受，其实也与广大百姓十分相近。 瞿佑常描写人鬼相会话别或鬼魂团聚于黄泉的情节，这样处理是对现实苦难中人们的慰藉，也使情节更曲折离奇，不过他也用平实手法描写战乱中的悲欢离合，《秋香亭记》便是典型一例：战乱拆散了热恋中的商生与采采，十年后国家重新统一，两人再次相会，但采采已是他人之妻。此篇叙述故事的话语不多，而采采寄与商生的书简却颇长。信中叙不得已嫁人的苦衷时云：“欲终守前盟，则鳞鸿永绝；欲径行小谅，则沟渎莫知。不幸委身从人，延命度日”。战乱逼迫孤苦零丁的弱女子去作撕裂心肠的选择：想活下去就得嫁人，忠于昔日爱情则必死无疑。“好姻缘是恶姻缘，只怨干戈不怨天”，信末两句诗代表当时众多被战乱拆散的青年男女的控诉，谁又能指责采采的选择呢。瞿佑没添加任何浪漫色彩，也没借用虚幻的鬼神力量硬设计大团圆结局，他只是平实写出当时随处可见的普通悲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作品更易引起当时读者共鸣，显示出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里不妨将此书与《三国演义》有关战乱的描写作一比较。后者常用精炼的诗句或简约的叙述概括战乱全貌及其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剪灯新话》也常如此，如《华亭逢故人记》中“几年兵火接天涯，白骨丛中度岁华”，“沙沉枯骨何须葬，血污游魂不得归”等便是。不过在具体描写上，罗贯中侧重于正面表现各次战争，对垒争雄与运筹斗智构成作品主要内容；瞿佑擅长于讲述百姓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或恩爱情人悲欢离合等战乱中时常可见的小故事，作品主人公也都是普通的小人物。观察角度的不同显示出两位作家经历、志向与兴趣等方面差异，而将两书对照参看，正好可对战乱有一个较全面完整的了解。 两位作者对战乱起因的解释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三国演义》开篇处即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确似历史循环论；瞿佑在《富贵发迹司志》中则云，战乱取决于玄妙的“天地运行之数”，诸神只能预先推知时间地点，不知它为何发生，也无力对“运数”进行干预。这里“运数”似指某种客观规律，但瞿佑无法找到正确解释。不过，作为努力反映现实的作家，瞿佑在作品中多次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这正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与战乱爆发的重要原因。在《令狐生冥梦录》中，因家人“多焚楮币”，“凶恶著闻”的乌老死后竟可还阳复活，而作诗遗责冥官贪赃枉法的令狐譔却被逮至地狱。故事结尾处冥王纠正了错案，但从令狐譔所说的阳世贪官污吏受财屈法，“岂意冥府乃更甚焉”等语来看，世上官场的腐败黑暗乃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在《太虚司法传》中，作者又用荒诞手法隐喻当时善良人受尽折磨和痛苦，妖魔鬼怪四处横行肆虐的社会现实。身为士人的瞿佑对人才选拔方面的黑暗与不公感触尤深，对现状愤懑而又无奈的心情，使他写下了《修文舍人传》。作品主人公夏颜“博学多闻，性气英迈”，但人品高尚的他却是“命分甚薄”。夏颜死后，立即被冥府委以要职，命运之所以陡然突变，是因为“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才，必称其职”。夏颜生前死后遭遇的鲜明对照，已是对人世间现实的尖锐批判，但瞿佑行文至此，意犹未尽，又提笔洋洋洒洒地发了一番议论： 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间，秉笔中书者，岂尽萧、曹、丙、魏之徒乎？提兵阃外者，岂尽韩、彭、卫、霍之流乎？馆阁摛文者，岂皆班、扬、董、马之辈乎？郡邑牧民者，岂皆龚、黄、召、杜之俦乎？骐骥服盐车而驽骀厌刍豆，凤凰栖枳棘而鸱鸮鸣户庭，贤者槁项馘而死于下，不贤者比肩接迹而显于世，故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正坐此也。这番议论颇似刘基的《卖柑者言》，可见它代表了当时广大士人的普遍见解。社会精华，即知识分子阶层对现实的愤懑与绝望，确是元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但瞿佑以为“治日常少，乱日常多”全由此而来却是过于片面，这正暴露他仅从士人角度观察战乱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