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屈赋论争的批评学意义

      文学论争是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论争能抓住文学批评的焦点和热点进行讨论争鸣，从而集中文学批评的视点和力量，从整体上反映出文学批评的功能作用，体现出文学批评的价值。文学论争往往形成文学批评的热潮和高潮，促使文学批评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和转向、转型。因此，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活动形式和标志。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兴盛和发展也与文学论争有紧密关联。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魏晋时期兴盛乃至形成高潮，这与一场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离骚》的论争是分不开的。这场文学论争从汉代到魏晋，涉及到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刘勰等文论家、批评家、史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影响和地位。因此，有必要从文学批评角度研究这场文学论争，总结这场论争的经验和教训，弘扬这场论争的优秀传统和意义。

      一、依经与异经：屈赋论争焦点透视

      文学论争可以表现为文学思想的论争和文学形式技巧技法的论争，但多表现为文学思想的论争，因为它涉及文学的重大问题，诸如文学的方向、标准、本质、特征等原则性、方向性问题。而牵涉这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就往往发生在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上。汉魏时期众多批评家对屈原的兴趣和论争也由此产生。其次，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署名作家、第一个文人作家，其作品的个体作家的特征和纯文学的特征，往往为后人所瞩目和效法，引起论争就不足为奇了。再次，屈原的生平经历和其作品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提供了批评的材料和论争的理由，在承袭了先秦儒家、孔孟诗学、《诗经》的宗经崇圣思想传统的汉代“独尊儒术”的正统思想统治下的文学批评对其展开论争也就不可避免。最后，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开创的楚辞文学直接引导出汉赋文学的发展，屈原为辞赋家的宗师，则对其论争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和必要。

      关于这场论争，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论叙详尽：“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注：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56、157页。）这段叙述将刘勰之前历代文论家、 批评家对屈原的论争情况介绍出来，同时也尖锐指出论争各方的不足和论争的焦点。

      这场论争的焦点就在于屈原《离骚》是依经还是异经，即围绕着屈原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的。依经据典就是这场论争中各方的基本思路和观点。首先是刘安对屈原进行了肯定性的评价，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刘安的话说，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刘安对屈原的肯定是建立在“依经立义”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认为屈原的创作吻合经书，它兼有《诗经》中《国风》和《小雅》的“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优点，后来司马迁为屈原立传基本上也是沿袭刘安的思路对屈原加以赞扬的。他指出：“（《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注：司马迁：《史论·屈原贾生列传》，《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 第87页。）当然，司马迁也并非完全是宗经崇圣的作家，他的特殊身分和悲惨遭遇，使他不仅注意从依经据典的角度评价屈原及《离骚》的合经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屈原的生平、遭际中获得了共鸣，明确地指出了屈原及《离骚》的另一个特点“怨”：“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注：司马迁：《史论·屈原贾生列传》，《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7页。 ）司马迁指出屈原及《离骚》的“怨”这一特点，无疑就难以宗经崇圣来衡量它，也就难以真正做到“怨而不怒”，“怨诽而不乱”了。司马迁与屈原有类似的遭遇和经历，因而在评价时充满了同情、赞扬之情；但司马迁并非完全从个人遭际出发来评价屈原及《离骚》的，他确实看到了文学创作的深层动机和原因，把握住文学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从具体的批评对象来说，他也从深层次上把握了屈原及《离骚》的深刻内涵和突出的个性特色，不乏深思和远见。

      对刘安、司马迁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不满从而对屈原及《离骚》作出否定性评价的是班固。班固首先在《汉书·扬雄传》中描述扬雄对屈原的态度：“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班固：《汉书·扬雄传》，《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8页。）。 班固借扬雄表达了对屈原的悲惨命运的同情，但则认为屈原应该认命，不该怨刺。他在《〈离骚〉序》中指出：“目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注：班固：《〈离骚〉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9页。 ）班固认为屈原这种不认命、不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合圣贤思想，不合潮流。还针对司马迁对屈原的“怨”的思想的揭示而反驳：“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注：班固：《〈离骚〉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9页。 ）班固用“露才扬己”的论断来评价屈原，无疑带有强烈的否定性，其一是否定屈原的人品人格，将其视为“露才扬己”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狂妄自大、自私自利之人。其二是歪曲了屈原的创作动机，司马迁指出屈原有“怨”，并非纯粹是个人私己之哀怨，而是带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民性思想的。将屈原的创作动机视为个人私怨的发泄，无疑是带有偏见的。其三是贬低了屈原作品的思想性和创作的意义。《离骚》本是屈原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屈原的思想和感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民性思想，如视为个人怨恨的抒发无疑贬低了作品的思想性。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屈原及《离骚》不合“经”，尤其是“怨”不合“经”，因而以“经”论诗、论人，必然影响对屈原及《离骚》的正确评价。班固不仅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性进行攻击，而且还对屈原作品中的鬼神浪漫色彩进行攻击，他指出屈原作品“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注：班固：《〈离骚〉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9页。）。 屈原作品运用比喻、夸张、象征等手法，创造了一个异于现实世界的鬼神世界，一个神话或神灵化了的世界，充分体现了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体现了文学的本质特征。班固以此攻击屈原无疑是混淆了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差别，忽略了文学的本质和特征。班固对屈原及《离骚》的贬抑必然带来对刘安、司马迁对屈原及《离骚》评价的否定，认为刘安、司马迁“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注：班固：《〈离骚〉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89页。）。无形中对刘安、 司马迁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展开了文学论争。班固当时在文坛颇有势力和影响，他对屈原的“露才扬己”的评论在文坛引起很大震动，也引起了不少反驳的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王逸，他在《楚辞章句序》中首先肯定屈原及《离骚》：“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闇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注：王逸：《楚辞章句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49、150页。）王逸承袭司马迁的“怨”说， 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人品及其“怨”的创作动机和创作主旨。他继续论道：“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注：王逸：《楚辞章句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49、150页。 ）这不仅为屈原恢复了名誉，而且将屈原的高尚人格人品与作品的思想性结合起来，诗品如人品，从而抹掉了班固蒙罩在屈原及《离骚》上的污垢，还其以真面目。王逸还直接对班固进行批评，“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竟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注：王逸：《楚辞章句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49、 150页。）。王逸指出他对屈原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批评的错误所在，并引用诗例来说明“怨”诗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甚至还搬出孔子的赞誉以说明“怨”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