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云蒸霞蔚的建安时代形成了足以与“盛唐气象”相媲美的“建安气象”。初闻斯语，读者或许会疑窦丛生：用“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诗歌的总体风貌是学界的共识，今弃彼而取此有无必要？且“建安风骨”与“建安气象”又有多少区别？自《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林庚先生《盛唐气象》之鸿文问世， 学界将“盛唐”与“气象”视为浑然一体，“盛唐气象”已成为专有名词，今复提出“建安气象”，是否为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请允许笔者一一解释。 一、建安风骨不能标示建安诗风之全貌 对于学术史上那些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成说，我们往往会不假思索的承袭沿用，这是学界极为普遍的一种现象，而问题往往就出现在这里，用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时代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即为其中一例。“风骨”与建安相系，用建安风骨来代替建安诗风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然而“风骨”与“建安风骨”从它诞生之时直至今日，始终没有统一的规定性。我们每个人有自己心中不同于他人的“风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一代接一代的使用这个意义不明、歧义纷呈的词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自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诞生，开近代中国“风骨”范畴研究之风。继之，范文澜、周振甫、王运熙等老一辈学者发表了精深独到的看法，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对“风骨”进一步探讨，甚至出现了以“风骨”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虽然不能说“风骨”是古代文学理论最大的热点，也可以毫不夸饰地说，以其讨论时间与广度而言，它是古代文学理论界的少数几个热点之一。然而，经过几十年几代学者的热烈而绵长的讨论，对于什么是“风骨”依然没有定论。“有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有认为风喻情思，骨喻事义；有认为风骨是‘文字以内的风格’；有认为风骨是一种鲜明、生动、凝练、雄健有力的风格，突出了‘力’的要素；有认为风指文意的内在素质，骨指文辞的内在素质；有认为风是对情志的美学要求，骨是对辞语的美学要求；也有认为风指文章的形式，骨指文章的内容，如此等等，几乎人言人殊。（注：蔡仲翔等著：《中国文学理论史》（一），280页，北京出版社，1987。 ）”这给我们的风骨和建安风骨的研究带来了较大的难度。要正确的理解“风骨”与“建安风骨”，我们不能不沿波讨源。 与“气”“味”等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一样，“风骨”这一术语亦是借用于自然界，作为成熟的古代文学理论范畴，“风骨”首先出现在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文心雕龙》第二十八篇题为《风骨》。刘勰云：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精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词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显然，“风”与“情”相关，“骨”与“辞”相系，黄侃先生所谓“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札记》），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只不过，此情此辞不是寻常的情与辞，而有其特殊的规定性。先说“情”，情即情志，亦即文意，此情乃是一种“显”情，一种“意气骏爽”之情。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刘勰的“情”并不具有今人所强加的政治色彩，因为他所举的例子是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而不是曹操的《蒿里行》之类作品；次说“骨”，骨即“结言端直”之文辞，他所举的例子是潘勖代献帝作的《册魏公九锡文》，范文澜注曰：“潘文规范典诰，辞至雅重，为《九锡文》之首选。”概而言之，风即“意气骏爽”之文意，骨即“结言端直”之文辞，风骨即作品中表现的刚健之力。风骨是文学作品中呈现的一种美学风貌，而不是某种政治倾向性，在刘勰的著作中，并未将建安诗歌与“风骨”等同，但他论述建安文学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时序》）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明诗》）据此推断，刘勰似乎认为建安文学基本符合“风骨”之规定性。当然，如果不是局限于思想性和政治倾向性，那么“风骨”的范畴是较为宽泛的。 刘勰之后，不同时代的学者对“风骨”与“建安风骨”作了不同的阐释，每一位阐释者无不打上自己时代的烙印。在诸多的阐释者中，钟嵘、陈子昂、殷璠和严羽对后人影响尤大。钟嵘首先提出“建安风力”。他认为写诗应“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建安时代的诗歌是具有“风力”的，到了“永康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昧，爱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品·总论》）建安诗人中他最推崇的是曹植、刘桢，“曹刘殆文章之圣”（同上），诗坛之有曹植“譬人伦之有周孔”（《诗品·上》）。钟嵘的“建安风力”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的“风力”是针对晋代玄言诗而提出的，并不是强调诗歌应该反映现实政治问题；二是他对诗歌的丹彩极为重视，在他眼里丹采不惟不与风力冲突，反而是风力的羽翼，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
